位更加突出，唐长安城内设有都亭驿，为全国中心驿站，是长安通向全国的起点。”
13据相关学者考证都亭驿即位于通化坊14之中，据辛德勇先生研究东出长安的道
路有两条，即由都亭驿通向通化门、春明门。出于交通条件便利的需要，旅馆也就多在临近交通线附近的坊中分布。 2.长安街西的旅馆业的发展
朱雀街以西不同于街东，形成了以西市为中心，以普通民众、商人、外域人为主体的空间，孕育了异于东市的多元化社会。街西旅馆业发展的原因以商业、往来商人的带动为主。
长安人口达百万之多15，其中流动人口占了重要部分。庞大的流动人口成为唐代长安旅馆业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宁欣在《唐代长安流动人口中的举选人群体——唐代长安流动人口试析之一》一文中分析了长安流动人员的组成，有应考的举人、进京官员使臣使团、游历的士人、从各地征集的农夫、工匠等。
西市距大兴城西金光门很近，凡经由丝绸之路来长安的中亚、西亚商人及西域各族商人，大都有金光门进入大兴城，西市自然就成为这些商人首先落脚之地，这也使得西市的商人特别多。16唐代的长安沿袭隋代的大兴城这一现象，因而也发展出西市及周边各坊外族流动人员多的特点。如《资治通鉴》记载唐代宗年间：“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胡商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17向达先生认为“唐代长安各国胡人流寓长安，其居处不限于一隅，然在城西者甚多，而商贾则似多聚于西市。”18这些胡商、胡人常聚集在西市附近，西市胡商经营的店铺及旅馆也常见于记载中，多元的文化交流也成为西市旅馆业的独特风韵所在。
《长安志》对西市的记载“浮寄流寓，不可胜计”19如此众多的店铺，势必 13
张永帅：《空间及其过程:唐长安住宅的分布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史林》，2012年，第1期
14 据《通鉴》胡注，都亭驿在朱雀西街含光门北来第二坊，今本《长安志》文多舛漏，缺载该坊，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臆补为殖业坊，今多承其说。此坊实名通化，见于元骆天攘《类编长安志》。（见于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二》）
15 关于长安城人口问题，学术界还尚存在争议，此处取近一百万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日）妹尾达彦认为8世纪前半期长安常住人口有70万。（参见妹尾达彦著,李全福译《唐代长安人口数与城内人口分布》,《中国古都研究》第12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严耕望在《唐代长安人口数量之估测》一文中提出“加计流动人口，至少为180余万。张天虹在总结近15年来有关唐代长安人口的研究指出,“结合当时人的记载，考虑到那个时代长安商业的发展水平，至少从中唐以来至唐末大乱之前，“长安人口百万，当距事实不远。” 16 毕波：《隋唐长安坊市胡人考析》，《丝绸之路》，2010年，第24期 1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四年，北京:中华书局，956年，P7265 18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 三联书店，1957年，P35 19 宋敏求:《长安志》卷8《崇仁坊》，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P178
会带来数量巨大的商贾流动，这就为旅馆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窦家店的成功便从侧面反映了西市的商业潜力之大，起初其为制作、贩卖煎饼、团子的小店，“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又遂求实之??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20位于交通便利之处，依托西市的便利，成为旅馆业繁荣的典范。
加藤繁先生认为隋唐长安城的商业活动是通过逐步促使隋唐初期的空间、时间性限制崩溃而不断发展。于是伴随着这种人口结构的分化，长安东西城区的店铺也随着发生变化。就整体趋势而言，街东以官员住宅为中心，形成了高级商业区，旅馆的等级也相对较高级。而街西则成为民众聚集区，小规模的商业比较发达，旅馆的接待对象也就比较大众化。这种区域分化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旅馆等级的分化，针对不同的消费需求，体现在建筑、环境、服务等多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特色。
经过上述论述可以发现，长安东城旅馆业的发展与政治、文化因素息息相关，而西城旅馆业的发展则与商业有很大关联。但这种旅馆的分化并不绝对，而是呈现为一种总体趋势，并且在不同的时间区划中也有所不同。长安旅馆的兴衰也与政局、统治政策、唐代社会整体发展相关，以长安城的空间分化来探究旅馆业的发展，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
结语
对长安内部区域分化与旅馆业的研究，同时还具有现实意义。东、西两区的空间结构在建设之初本无大的差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各自的条件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特征，这对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城市结构优化升级、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可借鉴之处。如何应对城市内部形成的结构分区，对城市内部区域分化作出怎样的相应规划，都是今日要思考也急需解决的问题，也许我们能够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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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庭筠:《乾巽子》，《温庭筠全集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P1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