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进行执业注册，属于非法行医。（二）天坛医院罗世祺专门著书立说，对包括良性畸胎瘤在内的生殖细胞瘤如何诊治，做了详尽的论述。比照患者的治疗过程：1、常规性的肿瘤标记物检测应考虑为绒癌或含有绒癌成分的混合性生殖细胞瘤，而天坛医院的病历中无此项检查结果。说明要么此项检查没做，要么该病历被销毁或隐匿。2、天坛医院并没有对患者进行脑脊液细胞学检查，试验性放疗，又称“诊断性放疗”，生殖细胞癌对放射线有极高的敏感性。而天坛医院对刘匡宁进行的不是诊断性放疗，是直接使用大剂量“X”刀的治疗。3、刘匡宁所患肿瘤是严格禁忌“X”刀放疗的。《现代良性病放射治疗学》中明确表述：“当视路与肿瘤紧密关联，首选‘刀’会造成病人的终身双目失明”。北京两家医院对被上诉人进行的“X”刀的大剂量的放射治疗，是造成被上诉人刘匡宁双目失明的直接原因。（三）北京两家医院称“因郑大一附院病历存在问题而造成中华医学会无法做医疗事故鉴定，应由郑大一附院承担全责”，这种说法不能成为天坛、普仁医院不承担责任的借口。因为北京两家医院的病历同样存在着篡改现象。且北京两家医院还存在着明显的非法行医的行为，这是明文规定不能进行鉴定的情形之一。（四）天坛和普仁医院签署违法合作协议，被上诉人成了他们追逐利益的牺牲品。1、两家医院在放疗方面的合作是建立在违法基础之上的，属于超范围的违法合作经营。2、该协议签署之日期是2002年9月，而被上诉人接受治疗时，连个协议也没有。3、正是因为追逐利益使放疗医生邱晓光为了留住病人，拉长住院时间和加多放射治疗次数与剂量，不惜违反常规，直接用大剂量的“X”刀方式进行放疗。（五）北京两家医院在上诉状中提出，不认可被上诉人目前一级伤残的现状，他们只认可河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中所确定的五级伤残。这个上诉理由是自相矛盾的。北京两家医院一方面不认可河南省、市两次鉴定结论，一方面又断章取义的从中选取自认为有利的部分结论，说明北京两家医院纯粹是在逃避责任。
经二审审理查明事实除与一审一致外，另查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1、 “刘匡宁”、住院号为“555249”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病历续页》第1页第10行的“两侧瞳孔等大圆，直径?3”内容字迹中的“5”字是由“3”字添加改写而成；2、第1页第10行的“对光反射不灵敏”内容字迹中的“不”字无涂改，是代住院医师书写之后再添加改而成；3、第2页第3行的“对光反射差” 内容字迹中的“不”字无涂改痕迹，是在原写字迹上添加改而成；4、第2页第9行的“双侧瞳孔等大圆3.?3” 内容字迹中的“3”字无涂改痕迹，是利用原写字迹“2”字添加改而成；5、第2页第9行的“对光反射迟钝” 内容字迹中的“迟钝”二字部位有明显的擦刮痕迹，擦刮前字迹可能为“灵敏”二字。
郑大一附院认为，天坛、普仁两家医院在原审时，仅针对病历的涂改和病历的真假提出异议，并未申请重新鉴定。中华医学会的通知中，对郑大一附院病历的涂改行为只用了“修改”一词，对病历内容是否真实没有进行鉴定。
天坛、普仁两家医院的代理人为支持其观点，提供的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放射治疗学继续教育推荐教材《放射治疗损伤》（四）视神经一节主要载明，美国Florida医学院观察分析131例患者（215视神经）的研究结果表明，放射性视神经（RON）与总照射剂量的关系：总剂量≥60Gy的5、10、15年发病率分别为13%、16%、27%。根据治疗后10年的年剂量-反应曲线可见，总剂量54.9%GY以下无视神经病的发生，55～64.9Gy剂量组，放射性视神经发
病率为25%，65～74.9Gy剂量组的发病率为35%。总剂量≥60Gy时，放射性视神经发病率与放疗方案的分次照射剂量有关，1.9Gy/次时发病率为40%。?放射性视神经发病率近年升高是作为立体定向放射手术（SRS）的并发症。视神经比其它颅神经对放射线更敏感，单次剂量≥700cGy可引起视神经部分脱髓鞘，从而导致失明。Tishler等回顾性分析62例SRS的三维治疗计划、精确计算视神经和视交叉的受照剂量在8Gy以下的患者中，无一例出现视神经损伤。临床还发现海绵窦区SRS治疗的最大剂量达40Gy时，极少出现严重的视神经损伤。??视神经损伤病的初始症状通常表现为视野缺损、无痛突发的单眼视力伤逝也可继发于短暂的发作性视力模糊，也可合并眼眶周围和眶后疼痛。球后部视神经的眼底检查可无异常发现，最终的结果为视神经萎缩。视神经的外形取决于接受高剂量照射的部分，由轻到重表现为正常或轻度苍白，局部缺血，血管增大弯曲、水肿，视乳头周围渗出、出血，视网膜下积液或棉花点状改变。前者继发于眼眶后部或视交叉的照射；后者是眼和球内直接照射的结果，亦即，继发于局部近距离治疗或外照射脉络膜肿瘤。在数周至数月内，随着出血和渗出的消退，视神经盘肿胀消失，继而视神经盘苍白。2006年中国临床神经科学第14卷第五期刊登题为《脑积水分流术后并发视神经损害的分析》一文中主要载明的临床资料为：“术后发生视力下降8例中，男5例，女3例。平均年龄34岁，2周后1例（例7）单侧视力进行性下降至失明，其余均恢复到术前视力水平”。
刘匡宁针对天坛、普仁两家医院的上诉观点反驳认为：一、2002年8月1日，患者入住天坛医院合资病房不到16小时，被医生隋大立安排到天坛医院管理的普仁医院放疗科进行放疗，但没有办理包括放疗目的、计划等转科治疗手续。违反了《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二十三条（六）款规定，造成治疗上相互脱节，为以后的错误治疗、错误诊断埋下隐患。二、普仁医院放疗科实为天坛医院管理的一个诊疗科室。2008年8月1日至8月16日，在普仁医院放疗科坐诊的天坛医院邱晓光对患者按畸胎瘤进行“X”刀35格瑞的放疗，患者在一个多月后，核磁片显示畸胎瘤体膨胀了一倍，而且脑水肿也十分严重。后患者双目逐渐失明。经查《神经外科学》和《诊疗护理规范》，畸胎瘤不属于放射治疗的适应症。《现代良性病放射治疗学》颅内疾病诊断与治疗原则载明：⑴诊断时应细致，认真把握每一个环节，并彼此连贯综合分析。临床上也曾有把良性肿瘤与恶性肿瘤混淆不清，发生误诊误治的教训。错误诊断造成错误治疗，其后患无穷。⑵对鞍上视神经交叉的距离大于5毫米，视交叉受量小于9格瑞。⑶当视路与肿瘤紧密关联，首选“刀”会造成病人终身双目失明。经手术减压，使视神经远离靶灶g\之后，治疗才有安全保证。该治疗过程违反了诊疗规范和常规，对本应首选手术治疗的畸胎瘤，错误选择“X刀”，并且放疗剂量超过视神经受量的四倍，造成患者双目失明。这种错误治疗还造成患者瘤体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膨胀一倍，致使肿瘤急剧压迫脑神经，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视力、记忆力及思维等多种脑功能。三、2008年8月4日早上，也就是患者进行了三次放疗后，患者突然抽搐昏迷。病房给患者下了病危通知书。同时，天坛医院九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参加了抢救，这名医生明确告知患者家属“这是畸胎瘤，告诉邱晓光不要再照了，危险，赶快去手术”，事后查明，病历上并没有这些详细的抢救记录，当天下午赶到医院的邱晓光医师仍固持己见地延续错误的放射治疗。《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二十八条第（八）款规定：“抢救记录是指患者病情危重，采取抢救措施时作的记录。内容包括病情变化情况、抢救时间及措施、参加抢救的医务人员姓名及专业技术职务等。记
录抢救时间应具体到分钟”。医院违反了以上规定。邱晓光没有看到参加抢救医生的正确意见，仍实施错误的治疗，患者家属怀疑这个抢救记录是为了掩盖明显的错误放疗，后被人篡改的。四、2008年8月16日，当放疗医生告诉患者家属放疗结束，患者可能（性命）不保的意见后，仍不愿放弃的患者家属挂了天坛医院罗世祺医生的专家号，以期待奇迹出现。但罗世祺医生调阅了合资病房的病例和听取了患者放疗情况的介绍后，在缺失包括肿瘤活检在内的多种辅助检查的情况下，写下这样的诊断书：“1、不能手术治疗。2、恶性畸胎瘤。”并告知患者家属：患者生存期不会很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忠诚主编的《神经外科学》，由罗世祺执笔的畸胎瘤诊断及治疗原则等章节摘要：1、恶性畸胎瘤的诊断取决于肿瘤中是否有生殖细胞瘤及绒毛皮上癌的成份。2、不能做肿瘤的病理诊断，难免存在治疗上的盲目性。3、放疗的副作用包括智力和精神后遗症、垂体前叶及脑下丘脑功能障碍，尤其对于迅速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影响更为突出。4、分流术后虽颅内压增高得到了缓解，但中脑受压体征却更加明显，此时必须施以直接手术来解除脑干受压。5、采用的治疗首先行分流手术控制颅内压增高，随之应用于临床，肿瘤标志物监测及神经影像学检查将肿瘤加以筛选，然后鉴别肿瘤的病理性质，而采用不同的治疗措施。具体方法包括①脑脊液细胞学检查；②肿瘤立体定向活检；③试验性放疗。应用20GY的小剂量射线作为诊断性治疗。6、立体定向活检的主要适应性为：? ③多发性肿瘤病人。7、鞍区上肿瘤手术的基本目的有三：?行视神经及视交叉部的减压以改善和维持视力状况。?另据2005年12月2日《健康报》“颅内生殖细胞瘤，认准了不难治”一文中，罗世祺本人的介绍：?肿瘤活检可作出确切诊断。“对成熟性畸胎瘤主要为手术切除，一般不需要加放疗或化疗就可以治愈”。罗世祺医生在没有进行常规的肿瘤标志物检查和肿瘤活检的情况下，就诊断为“恶性畸胎瘤”造成严重误诊。以罗世祺医生的水平和经验应该发现治疗上的错误，但他未如实告诉患者，并且暗示误导患者放弃治疗。他的诊疗行为对患者产生了不利的后果，贻误了患者最佳治疗时机，使损害进一步扩大。他违反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唯一能够逻辑推断与合理解释的理由是，他发现了先前治疗中的错误，甚至是已经无法挽回的错误，只得将错就错，不惜以牺牲一个年轻人的性命为代价，掩盖误诊、误医的真相，维护天坛医院的名誉。五、2008年8月16日在天坛医院会诊中心，罗世祺医生在对患者下了诊断书后，请坐在他对面的另一位医生赵雅度在诊断书上签名，赵雅度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态度迟疑的在诊断书上签了名。赵雅度医生没有亲自诊查，碍于同事面子，违心在诊断书上签了名，违反了我国《执业医生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七、2002年8月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天坛医院医生邱晓光的工作地点应在天坛医院，而他却在普仁医院从事放疗的行医活动。而且邱晓光在当时仅有医师资格证，没有医师注册执业证。他的医师注册执业证2004年才获得。邱小光医生违反了我国《执业医生法》第十四条、十七条及《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属非法行医，而且给患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2004年4月8日，卫生部再次重申，仅有医师资格证而没有注册执业证并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行医行为，属非法行医。八、2003年7月15日，患者家属对入住合资病房不到一天却被收取各种费用约4000元产生了疑问，认为所收取的费用包括检查、化验费，但却没见到检查化验的结果。而且患者是晚上六点多住院，第二天上午一上班就被告知转去放疗，遂对收了钱，是否进行相应的检查和化验产生了怀疑，要求复印病历。工作人员在家属不在现场的情况下，拿出的
是一个叫孙玉宁涂改成刘匡宁的复印件。《医疗事故条例》第九条规定：“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或者抢夺病历资料。”患者家属认为，医院复印的病例表明，该病例先伪造后涂改，依照卫生部卫政法发（2005）28号文的规定，天坛医院篡改病历的行为可直接定为负全责的医疗事故。九、2002年7月31日至8月23日，患者在天坛、普仁两家医院治病，隋大立、邱晓光两医生口头告知患者病情与其书写各种病历严重不符，即口头告知患者家属病不好医治，但写到病历上的却是病情好转的内容。《医疗事故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决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两名医生这样做或许是医术不精、或许是不自信，为日后开脱责任所一直惯用的作法。十、邱晓光严重违反有关操作规范，对患者进行放疗过程中，没有进行任何防护，采取6mv—X剂量，对患者进行头部裸照。《放射工作卫生防护管理办法》中规定：“对患者和受检查者进行诊断、诊疗时，应当按照操作规程，严格控制照射剂量，对临近照射野的敏感器官和组织应当进行屏蔽防护”，《现代良性病放射治疗学》中对患者的防护规定：“选X线能量大于4mv时，不管靶体积深浅如何，都必须使用4～5个伴价层厚度的标准式特殊形状的挡块，来保护不应照射的组织和器官”。邱晓光医生违反规定，不具备从事放疗工作上岗的合法资格，该放疗设备的使用也是违规的。十一、天坛和普仁医院的诊疗范围在当时均不包括放疗科目，却对患者强行放射治疗。医疗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天坛和普仁两家医院从事放射治疗属于非法行医。
本院认为，上诉人天坛、普仁两家医院为支持上诉理由，所作的医学专业性陈述，未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一审法院根据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所作判决，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郑大一附院提供鉴定的患者病历，在有关患者是否有视力和对光反应的关键词部分存在着添加、刮擦、涂改；又，鉴于患者疾病在所涉及的医学学术报告中，对采取放疗或脑积水分流术，均有可能导致患者视神经损害的临床记载的基础上，一审法院判决郑大一附院承担10%的责任，属一审对其违反医疗操作规范篡改病历行为的民事惩戒性质，并无不妥。
郑大一附院上诉称，郑大一附院的赔偿数额应以河南地区相关标准为计算依据的理由，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赔偿标准应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的标准计算”的规定，一审判决采用的计算标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被上诉人刘匡宁关于“天坛、普仁两家医院超经营范围、非法行医，导致医疗事故，应受相应处罚”请求，一审卷中虽有相应的证据记载，但我国《刑法》对“非法行医”犯罪构成的主体，界定为自然人。另，被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服判，且在一审的起诉、增加诉请、补充诉请中，刘匡宁均无以上主张，且刘匡宁的请求与“不诉不理”的民法原则相悖。 鉴于上述，原审判决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判决应予维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上诉人北京市普仁医院、上诉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87元，由上诉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北京市普仁医院共同负担14760.9元；上诉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负担6326.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