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们获得最大的受教育程度。这些从陶行知和杜威二者对教育的探讨就可以看出。
“从做中学”与“教学做合一”
“从做中学”这一学说的核心是“做”。而什么事做呢？ 做就是行动，就是实践，就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杜威认为教育的本质是成长，成长就是经验的不断改组或改造。而在传统的学校里不会有经验的发生和改造，因为那里脱离了生活。经验只有在生活的动境中才能发生、才能改造，也即只有在行动中、在实践中、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有真正的成长。
而“教学做合一”这个观点，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作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二者都谈到了做的重要性，但却看法不同，杜威强调在做的过程中获得学习，而陶行知则认为教就要做，学了就要做，由此得出教学做合一的观点。重点都是做，却有如此独到的见解。这便是二者的突出点。
教育思想带来的巨大影响
现代中国学者对待陶行知和杜威的教育思想之间的关系持有二种不同的观点。一些人确信陶行知的教育理论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直接产物，陶行知仅仅作了某些非本质的变化使杜威的理论适应中国国情。第二种学术思想坚持认为在陶行知和杜威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杜威的思想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民主实用主义，而陶行知的思想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型民主文化；杜威的教育是为学校的青年学生服务的，而陶行知的教育是为学校内外各种年龄的人特别是那些来自贫穷的，普通的和农村的家庭的人服务的——社会是他的学校；杜威的教育目的是产生一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劳动力量，而陶行知的教育目的是启发被压迫的劳动群众让他们成为自已命运的主人并为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杜威的教育方式是试图使学校模仿社会，教育模仿生活，面陶行知的教育方式是帮助学生在真实的、更广阔的社中会过着真实的生活。
最终，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来源于杜威，但它们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并更加适合中国教育实践。他们认为陶行知批判地创造性改造了杜威的教育思想，使之适应中国的教育，并成功地使教育成为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一种手段，这比杜威把教育当作使个体学生适应当时的环境的一种手段要有意义得多。显然，他们也认为，杜威对个人、学校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是狭隘的，概念是错误的，但重要的是这确定了杜威对陶行知思想的积极而有力的影响。
教育界因为有了他们，才丰富色彩。二者的影响是巨大，二者在学术上的探讨是值得我们学习思考，付出实践与创新的。异同的存在，才更加激发了我们的思考，激起新时代我们对教育的新的认识。
参考文献:
《外国教育史》——王保星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
《陶行知论教育的功能》——徐志辉，徐莹晖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