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共产党人的生死观--推荐于泮池同志的三篇文章
一名共产党人的生死观
推荐者按：推荐已故去的于泮池同志三篇文章：一是给儿女的最后嘱托《泛谈生与死》；一是在得知自己时日无多后，在与几位同事和青年同志给自己的欢送会上的讲话；一是同为医生的挚友去世后的感怀。
于泮池同志不是理论工作者，留下的文字不多。这三篇文章都是其在重病住院期间，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作之余写就或改定的。这三篇文章都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一名真共产党人该如何面对生死，并如何把它落实到生活和工作中。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文中流露出来的坦荡襟怀和质朴作风，对生死的淡然，对人民的赤子之情，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诚，无一不让我们追念感怀并引以为榜样！
泛谈生与死
——兼嘱茵儿与鉴儿
今天（8月8日）是我78岁的生日。回首在我走过的人生历程上，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最为深广，甚至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位是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另一位是我的母亲——你们敬爱的祖母。
一个降落在人世间的生灵，从他（她）开始懂事的时候起，选定哪个目标或朝哪个方向前进，具体的道路怎样行走，这都是需要有人去指引的；而这种被指引的路，不仅有宽广与狭窄之分，而且更有正路与邪路之别。许多做父母者其用心堪称良苦，但由于意识上的狭隘与自私，则往往自觉与不自觉地将儿女引向歧途。
在我刚懂事的时候，我们可爱的家乡胶东半岛是由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着的，乡村是地主、富农和恶霸的天下，广大的自耕农（中农和贫农）、佃农、雇农以及那些依靠乞讨求生的人，不仅长年过着艰辛与贫困的日子，而且还要对强者忍气吞声。而我的母亲——你们刚毅正直的祖母，对富者强者，特别是“为富不仁者”、“强而霸气十足者”，往往以鄙视的目光视之，以讥讽的口吻议之。每当我出家门同小伙伴一起玩耍，她总要嘱咐我：“不要欺侮好孩子，不要惧怕恶孩子。”记得有个叫丛秋成的孩子欺侮了我，我怒气冲天地将他摁到在地，并将他手背的皮肤都搓得流血，此后他在我面前“老老实实”。我的性格同母亲是多么的相近与相似，这同自幼她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1939年冬至1940年春日寇第一次大扫荡到了我们的家乡，当时的情景令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侵略军是那样地耀武扬威，而乡亲们是显得多么地恐惧、麻木与无奈。可是不到半
年光景，潜入地下的共产党公开活动了，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一方面广泛地宣传与发动群众抗日，一方面领导根据地的群众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同时大办和普及教育，当时我们县第五区就开办了五所中心小学（此前全县只有三所中心小学），而第五中心小学就设在我们河格庄。在此期间有两件事对我终生都有重大影响：一件是使我知道陕北有位“伟大领袖毛泽东，他是人们的大救星。”而我从这个时候起便懵懂地认定了毛主席并决心跟他走。另一件是使我由当时胶东文联创办的《胶东青年》杂志上，第一次读到了一篇“人生观”的文章。我是感到多么地鲜奇，它对我是多么地有吸引力，从此懂得了人生观就是回答“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这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我终生都在思考与探索着的一个大课题。
人，总是要死的。有生必有死，生与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从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天，也就注定了他（她）必然在某天或某个时刻死去。从时间观念上区分，死亡不外乎以下三种：一种是骤然或突然死亡。这种死亡对其本人来说可称次级“安乐死”，只是对家属的精神上打击太大，对正在进行或尚有要事交代者，则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第二种是“预期”死亡，指患上某种不治或难治之症，注定在预期内或因病情急剧变化而
迅速死亡。这种死亡对“延年益寿”或“贪恋人生”者近似缓期死刑；然而对那些尚在进行或有重要嘱咐需要传交者，却是一种极大的幸运，因而也是时观上最佳的死亡。第三种是缓慢死亡，指人体重要器官功能自然退化到功能停止。这种类型的死亡，对那些忘记“死之将至”者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损失，而对那些只为“延年益寿”和“贪恋人生”者而言，则只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
一个人对待生与死的态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凡自私和为“小我”活着的人，他在死亡面前必然会表现出极度恐惧与不安，只有懂得人生真谛并珍惜人生的人，在死亡面前才会表现出从容镇定和视死如归。西汉司马迁《史记》称：“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人民领袖毛主席则将此言升华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为法西斯卖命，就比鸿毛还轻。”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过零丁洋》一诗中抒发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犹似人世间的洪钟大吕。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不仅有震撼山岳之气势，同时也表明了这为女中豪杰对生与死的态度。
为了完成雄伟大业而珍惜身体者当首推三国时期魏王曹操。曹操是个唯物论者，他承认人的生命是有限期的；但他又是
个乐观主义者，认为在顺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是可以延长寿命而享受天年的。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和“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便是其生死观的生动写照。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抒发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更为历代有识有志者所称道与效仿。本人十几年前曾写下“古留诗文数万千，首推魏王神龟篇。更崇范公忧乐论，吾辈盍不效前贤”，借此抒发了面对当今时世的感慨。
一个人对生命真谛的理解和怎样面对人生，是由其人生观所决定的。在这方面堪称典范的是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既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部长篇小说我曾在青年、中年和进入暮年后，十分投入的各读过一遍。
我一生经历了由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中国）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毛主席逝世后党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从而导致了“党变质”、“国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