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也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思想早期对于冲破顽固派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促进军事、教育近代化起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但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整合方案和教育宗旨，又是粗糙的，是在没有克服中、西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下的直接嫁接，必然会要被新的形势所替代。
1．试述“中国”含义的衍变历程，及“中国”作为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概念的形成。
作为中国文化演出舞台的“中国” ，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然后，其内涵却经历了曲 折的流变：从古代的天下中心意义，演为近代的与世界列帮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中”指居中集众之旗，引申为中心、中央； “国”指执戈捍卫之城，进而指称军事、 政治中心地。 “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最早的传世文 献《尚书?周书》均有用例， 《诗经》 、 《左传》 、 《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 “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 ，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 ，与“四房”对称。 “中国” 指居天下的都城，即京师。 初义京师的“中国”又有多种引申，一如诸夏列帮，即黄河中下游这一文明早慧、国家 早成的中原地带，居“四夷”之中；二如国境之内；三如中等国家；四如中央之国，等等。 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与“四夷”相对的诸夏义的“中国” 。此义为万邦环绕的核心地带。其 近义词则有“中土” 、 “中原” 、 “中州” 、 “中夏” 、 “中华”等。古人心目中的世界，形态为“天 圆地方” ，所谓“中国” ，是以王城为核心，以五服（甸、侯、宾、要、荒）或九服（侯、男、 甸、采、卫、蛮、夷、镇、藩）为外缘的方形领域，作“回”字状向外逐层延伸，中心明确 而边缘模糊。在春秋时期，约含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随着边裔诸侯强大起来，至战国晚 期，七国都纳入“中国”的范围。秦统一天下后， “中国”范围更扩展到长城以南、临洮（今 甘肃）以东的广大地区。汉唐以降， “中国”的涵盖范围在空间上又有所拓宽。 以“中国”为非正式国名，与异邦相对称，首见于西汉的《史记?大宛传》但这种用例 以后并不多见。一个朝代自称“中国” ，始于元朝。元世祖忽必烈派往日本的使臣所持国书， 称自国为“中国” ，将日本、高丽、安南、缅甸等邻邦列名“外夷”明清沿袭这种“内中外 夷”的华裔世界观，有时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但是未以之作为正式国名。 “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赵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宋朝还一 再的吃败仗，以致每岁纳币，只得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以对等的关系处理与辽及西夏的事 物，故宋人所用“中国”一词便有较清晰的国体的意味。 “中国”一词的现代义即真正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跳跃关系时正式出现的。欧洲自 17 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 ，并一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 的国际秩序。 请政府虽为此自觉认识， 却因在客观上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 国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以一个正式国名与之相对， “中国”便为首选。至 19 世纪中叶，西方 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政府封闭的国门， “中国”普遍作为与中国与外国对等的国名使用，其 “居四夷之中”的含义逐渐淡化。近代中国面临东西列强侵略的威胁，经济及社会生活又日 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 那种封闭环境中形成的虚矫的 “中国者， 天下之中” 观念已日显其弊， 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应运而生，以争取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而 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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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个恰当的国名至关重要。为了遵从传统习惯，激发 国民精神继续使用“中国”一词。在近代兴起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远东，更赋予“中 国”爱国主义内涵。 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的国名被 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遍肯认。
2．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
第一，地理環境，豐富多樣的地理環境，養育了百態千姿的地域文化。 第二，經濟土壤，以商品經濟為動力源的新的經濟結構開始形成，從而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一種更新了的土壤。
第三，社會結構，文化是一種人類現象，而人類只有組成一定的社會結構，方能創造并發展文化。人類社會組織的演變趋勢，大約是血緣政治向地緣政治進化。
第四，國際条件，由於中國文化在古代明顯領先於周邊地區，所以中國雖然廣為吸收周邊文化成果，但主要是中國文化影响于周邊。
3. 中国文化的文化特质
第一，人文傳統，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要義不在尊重個人價值和個人的自由發展，而是將個體融進類群，強調人對宗教和國家的義务，構成一種宗法集體主義的人學。
第二，倫理中心，中國文學突出強調“教化”功能，史學以“寓褒貶，別善惡”為宗旨，教育以德育統馭智育，人生追求則以“賤利貴義”為價值取向，構成以倫理為中心的文化系統。
第三，尊君重民，“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組成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體两翼。
第四，中庸協和，“极高明而道中庸” ，“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 ，顥示出中國式智慧的特征。 第五，延綿堅韌，中國文化是從農業宗法社會的土壤生長出來的伦理型文化。農業社會提供了一種堅韌的傳統力量，伦理型范式造成頑強的習慣定勢，而先秦已經形成的“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精神，使中國文化的認同力和适應力雙強。
4. 中国文化史发生过哪几次转折，其主要内容为何？ 四次转折：
1) 春秋战国之际（文明奠基时期） 内容：儒 墨 道 法 阴阳的各家思想构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2) 魏晋南北朝之际（胡汉，中印文化融合期）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是这一时期的主题，文化中心开始南移
3) 唐宋之际（近古文化定型期） 政治、经济上的转型，领主经济的破产，地主-自耕农经济的定型，东西文化的交汇。这一阶段构筑了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的文化背景，也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础和出发点。 4)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化变革 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厘清，又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西方文化之间激发一系列矛盾运动，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模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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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始宗教的内容有哪些？
主要包括自然祟拜和靈物祟拜﹑圖騰祟拜﹑生殖祟拜﹑祖先祟拜幾大類。 1) 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宗教最初萌动于原始人的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 2) 图腾崇拜。对具体自然物的崇拜，后来抽象为图腾崇拜，即相信每个氏族起源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并将其视作族徽。
3) 生殖崇拜。两性关系的原始本能和对生殖繁衍的渴望，又造成原始时期生殖崇拜盛行。 4) 祖先崇拜。原始人相信万物有灵，由此产生灵魂与鬼神观念。鬼神崇拜兴起，源于对血 亲先辈的敬仰，并在鬼神崇拜的基础上又产生祖先崇拜。
6.儒家关于“黄金圣世”的理想描述。
历代儒家所津津乐道的“黄金圣世”是尧、舜、禹三代“大道之行”的“大同”时期。这种社会实际上是原始共产制的理想化描述。其描述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7.文明起源的标志有哪些？为什么说中国文明起源是多源而不是一源的？ 文明起源的标志：青铜器的使用、城市的初现、宗教性的礼仪中心、文字的使用、阶级 与国家的建立。 1) 青铜器的使用。中国的青铜时代可能始于距今约 4000 年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该遗址出 土了鼎、爵等礼器，戈、戚等兵器以及刀等一些青铜工具，并且器物上已具有简单的器 物组合、花纹图案和一定的铸造技巧。 2) 城市的初现。从考古发掘来看，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因素有宫殿基址、陵墓、居住及手 工业遗址，在公园前 3000 年至前 2000 年的黄河、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都发现有用夯 土和石头筑成的城邑遗址，已具有相当规模的雏形城市。 3) 宗教性的礼仪中心。在中国古代祭祀活动极频繁，因而也极早出现了祭祀中心。在中国 早期文化如红山文化、 良渚文化等都有发现宗教性的神庙、 神像、 堆土祭坛和玉制礼器。 4) 文字的使用。 仰韶文化及大汶口文化等早期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上有刻绘符号和象形符 号，这两种符号大多有规律地刻在某一类陶器或玉器上，已“具有文字性质” ，早于甲 骨文和金文。
5) 阶级和国家的建立， 这是文明初现的决定性标志。 中国古史系统中的夏朝首次完成了从 “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变，阶级分化明显，设官职、置监狱、建军队，国家体系 完整。 6) 文明起源多源：在公元前 3000 至前 2000 年间，中国出现了多个文化中心。在黄河、长 江流域的广袤土地上， 陆续出现了多处文明的政治实体， 其物化形式就是一批广泛分布 的都邑，而非单独一个都邑，由此形成众多小国分立与抗争的姿态，这与夏代之前即已 形成的“万国”的古史传说相应证。如长江流域上游的龙马镇、三星堆遗址，中游的盘 龙城、大洋洲遗址，下游的河姆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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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遗址等出土的文物丰富，其文化发达程度可与 同一时期的黄河流域相媲美。
8.先秦诸子各家的理念。（百家争鸣时期的显学及各派的代表人物都有哪些？他们的主张如何？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儒家：儒家是殷商以降巫史文化的承袭者，又特别发展了西周的礼乐制度，保有三代的先王观，言必称尧舜，而尤其推崇文、武、周公，是一个重视血亲人伦、追求现世事功的学派。创始人为孔子，学说记载于《论语》中，其要旨在“仁”和“礼”。礼，指宗法制度下的行为规 范。而从思想深处强化宗法血缘纽带，则是“仁”的精义所在，也是儒学区别于其他诸子的显著特征。 孟子侧重发展孔子的仁学，力主“法先王”，阐扬“王道”、“仁政”理想，以人性本善 作为仁政说的人性论基础，并将民本主义推向高峰。其学说载于《孟子》。荀子侧重发展孔子的礼学，力主“法后王”，通过礼与法规范社会，达到“一天下”的目的。人性恶则是礼学的人性论基础。其学说载于《荀子》 。 墨家：墨家的学说载于《墨子》，主张以普遍之爱即“兼爱”来取代儒家的等级之爱，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而实现兼爱的前提是“尚同”，也即对“义”的同一理解。此外，墨家讲 “天志”、“明鬼”，企图借助天的意志推行尚贤、尚同，为下层民众争取生存权利。基于平 民的节藏节用观，墨家又提出非乐，以“铜棺三寸”反对儒家的重丧厚葬。墨家知识论重实证，其逻辑思想开辟中国古代逻辑史的先河，墨辩与希腊形式逻辑、印度因明学相并列，为世界古典逻辑的三大流派。《墨经》还记载科学技术知识，在几何学、光学、力学等领域多有卓见。
道家：道，本意为道路。引申为规律或宇宙的本源。创始人老子，其言论思想载于《道德经》。老子的社会政治和人生主张是“无为”，认为“无为”方可“无不为”；其战略观是“柔弱胜 刚强”。道家以自然爲最高范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使人陷入“大伪”，主张“绝圣弃智”，复归于人的本性，走向“自然”。庄子承袭老子思想，更进而导向虚无和相对主义，并在老子“出世”的基础上，倡“超世”、“顺世”、 “游世” ，认为“虚己以游世”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心斋”、“坐忘”则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修炼方法。其学说载于《庄子》。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之能先也”。
法家：法，为古代的法权形式，讲究“齐”，强调“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之于一”，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刑书》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典。法家思想的主题是“变法”，力主以今法取代古礼。法家后期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以法为本，法、术、式三者结合的“南面术”，以充作“帝王之具”，并辅之以赏罚，使帝王能够利用众智众力，集大权于一身，“操生杀之柄”。 名家：以“控名责实”为务，讨论概念与事实的关系，其代表人物惠施主张“合同异”，强调事物的同一性；公孙龙主张“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名家对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有 特殊贡献。
兵家：分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技巧家，代表人物有孙武、孙膑、尉缭。孙武所著《孙子兵法》，确立一系列观照久远的战略战术原则，讲军事辩证法发挥到极致；孙膑所著《孙膑兵法》特别强调战争规律，包括对民心向背、敌情、天时、地形的把握。
阴阳家：倡阴阳五行说， 即用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起源和多样性的统一。战国代表人物邹衍提出“五德始终”说，认为政权转移和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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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替也与五行流转相表里，各有其“符应”，“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9.先秦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哪些？
1) 肯定民的地位和作用。“天道远，人道迩”，从重神事转向重人事，从“顺天受命”转到“敬德保民”，再进而转向“为证以德”，所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国将兴，听于民”。
2) 认识到君依赖民、民制约君的君民关系。民足则国富，民逆则政亡，“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荀子将其概括为著名的君舟民水、亦载亦覆之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3) 进而提出处理君民关系的理论构架。为了防止“覆舟”必须“取民有制”，“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视民如子”，实行“仁政”“王道”。
10.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可以分作哪几种？它们分别有什么特点？
中国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文化面貌的多样性。 春秋战国间蔚然成风的有许多地域文化，他们共同构成了纷繁多姿的华夏文化。
齐鲁文化：齐鲁文化由齐文化和鲁文化构成。齐鲁文化有着注重保存典籍，重视教化的 共性， 同时也各有其特点。 鲁文化是以周文化为主、 以东夷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 具有重仁义、尊传统、尚伦理、贵人和的道德型文化传统。经济上，鲁文化具有农业文化的 特征；政治上，鲁国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尊而亲亲” ；文化上，讲求的是礼 乐仁义。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以周文化为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系统，是合时俗，务实 际，具有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 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而亲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贤而尚功” ；文化上，主张宽松 自由，兼容并包， “因其俗，简其礼” 。齐文化兼有阴阳家的空灵和儒家、法家的注重功利， 鲁文化则呈现周孔之学肃穆、 理智的风范， 以后弥盖中原， 被及百代， 成为中华文化的正宗。 三晋文化：三晋地区是法家的主要发源地，战国时代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出于此地。其 中主要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以及秦国的商鞅变法，此外，还有韩国变法主 将申不害，赵国人慎到，以及韩国大思想家韩非和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三晋表里三河，风俗质实俭约，有虞唐遗风；燕赵偏北，更是民风强悍，任侠好气， ；赵国又与胡人接邻，开 学习域外文化的先河。三晋位处要冲，鼓舌游说的谋臣策士便应运而生。其中最著名的有魏 人张仪和公孙衍， 他们的思想构成战国时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环节， 为中华古文化写下了光辉 的一页。
秦文化：在秦人的价值观上，功利主义的特征十分明显，与儒家提倡的重礼义道德大不相同。秦人津津乐道于耕战、攻伐、垦荒、开塞、徕民等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的问题，以最 实用有效的手段调集资源，富国强兵，不屑于仁义礼乐的讲究，更无意于驰骋古今的玄思。 秦国缺乏严格的宗法制度， “明法度，定律令“的法治思想是秦文化的基础， “维护国家大 一统和推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 是秦文化的核心内容。 秦文化不以文学悠游、 哲理创建见长， 却以功利追求，法纪严明、实绩恢宏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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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格局、
指的就是中華民族，它所包括的五十多個民族單位是多元，中華民族是一體。多元中的統一，統一中的多元，使得中華民族的历史進程和現实格局色彩繽紛、生机勃勃，在多樣性中保持強勁的凝聚力。 文化、
是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
2．是泛指一般知识。3．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
文化广义上大体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两类，主文化又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亚文化分为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 文明
文明”之“文” ，指文采、文藻、文华； “明”指开明、明智、昌明、光明。联合而成的“文明” ，其意为：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尤其是对火的利用）引申到精神的光明普 照大地。这与“文化”的含义相近。明治间日本文明史观的翻译书甚多，受此影响，在中国自 19 世纪末也多在“野蛮” 、 “半开化”相对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中国人认真区分“文 化”与“文明” ，始于胡适。1926，胡适将文明定义为“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态度” 。 文明是人类现象，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或泛指对不开化的克服，或指超越蒙昧期（旧石 器时代）和野蛮期（新石器时代）的历史阶段。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有文字发明与使 用、金属工具发明与使用、城市出现等。
儒家文化圈
由於中國文化在古代明顯領先于周邊地區，所以中國雖然廣為吸收周邊文化成果，但主要是中國文化施影响于周邊。汉字、儒學、中國化佛教、中式礼法、農業及手工業技艺，都是中國輸往周邊的文化品種，以至日本、朝鮮、越南等被納入“儒學文化圈”。
疑古思潮
疑古思潮在“狂飆突進”的年代，無疑具有衝決羅網、解放思想的作用，它撥開几千年來的历史迷霧，厘清線索，重建古史，其功甚偉。但是國內外也有人將疑古辨偽推至极端，認為殷墟之前全不可信，這無疑也影響了對中國上古文化史的正确估計。
青铜时代
考古学上继石器时代之后的一个时代，一般指继红铜时代（又称铜石并用时代、金石并用时代）之后的“青铜时代” 。青铜是红铜与锡的合金，较红铜熔点低、硬度高， 便于铸造。 世界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 中国在商代已是高度发 达的青铜时代。在青铜时代，尚不能排斥石器的使用，有的地区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有的地 区已进入奴隶制社会。我国在这时代已建立奴隶制国家，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并有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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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了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现象和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给予计算从而推定其年代；同时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了整理和分期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取样品后进行碳-14测年。
宗法制度
所謂宗法制度，也就是血緣宗法制，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础，以遠近親疏為标準，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區分尊卑長幼，規定繼承秩序，确定宗族成員不同的权利和義務的法則，是中國古代解決政治权利和財產分配、維護世襲統治秩序的一種制度。
乡饮酒礼
商周時代，古代汉族宴饮风俗。流行于全国各地。中国自古重仕途，古时有贤者荐升，由乡大夫作主人设宴为之送行。后演为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此宴为“乡饮酒”。
轴心时代、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时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认为，以公元前 500 年味中心，公元前 800 年到前 200 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 这一时期，在世界各国文化都进入创制基本民族精神的阶段，纷纷出现专门的知识“圣贤” ， 如中国的孔、老、墨，印度的优波泥沙和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巴勒斯坦的伊利亚、 以赛亚、耶利米、第二赛亚，希腊的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修 昔底德和阿基米德等。这一时期，世界的几个文明同时出现了对人类历史、善恶取向等根本 问题的思考， “人类意识”首次觉醒，进入理性思维，所创制的精神文化范式，决定其后诸 民族的文化走向。 “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 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 ”人类其后的几千年文明发展历程，只 不过是向轴心时代核心精神的不断“复兴” 。 “轴心时代”的另一个特征是世界各主要文明民 族在此一时段都创作出包含着该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原典。
元典时代
轴心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世界各主要文明民族，在此一时段都创作出包含 着该民族基本精神的文化元典故而这几百年间又可谓人类文明的元典时代。 中国历史上的元 典时代，大约相当于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此一时期创制的元典及元典精神，对其后东亚文 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大一统、
“大一统”指：大，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后世因此称封建 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在历史上，公元 221 年，经过多年兼并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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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 “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统一大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统一集权的 帝国——秦国建立。 表现形式： 秦： 秦朝的统一主要体现在版图上的统一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汉族为主体、 多民族 共融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统一文字，采用小篆；焚书坑儒，统一思想；中央实行皇帝 制度和三公九卿制度；地方实行郡县制。 “以法为教” 。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 汉：汉朝完成了的版图统一，且更在秦之上颁布“推恩令”解决诸侯国问题。破格录用 有真才实学的人如董仲舒、桑弘羊等，辅佐朝政。任用“酷吏” 。将煮盐、铸铁、造钱权利 收归于国家，统一铸造五铢钱。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从此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 正统思想。在长安兴办太学，在地方兴办学校。 解除了匈奴对于北方长期的威胁。 设立郡县加强与内地的联系派张骞出使西域， 打通与 西域各国交往通道。
汉承秦制、
汉室灭秦统一天下后，在政治、文化、法律、经济等方面都继承了秦朝的相关制度。汉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和郡县制以及基层的乡亭组织基本沿用秦朝的体制，丞相 萧何收集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接着因以制定律令，一任其旧，成为汉九章律的前身，汉立 国之初实行的文化体制实际上就是萧何关中秦制的放大， 汉代的朝堂礼仪实质也是秦朝旧仪 的翻新，此外，汉初在钱币模范和度量衡方面都与秦德模式有较大关系。
今文经、
西汉初年，重修文治，開始發掘整理古籍，然秦火使先秦典籍遭到一大浩劫，已無歸本，只是戰國秦代以來的老儒憑記憶背誦，口耳相授，由弟子們以當時流行的隶書文字抄寫，整理而成，這部分儒家經典稱為“今文經”，上述學官博士們所教授的五經都是今文經。
古文经
汉武帝（公元前156-公元前87年在位）末年，鲁王刘余（又称恭王，死于前128年）拆除孔子后代住宅，得《尚书》、《礼》、《论语》、《孝经》等凡数十篇，之后又在河间献王等处，陆续发现许多战国时遗留下来的儒家经典，这些旧籍都是用先秦古写籀文（即六国文字）写成的，篇章内容也与其时流行的已立于学官德隶书今文经不同，故称“古文经”。
佛教、
佛教創始人乔達悉．逹多約與孔子同時，原為毗羅卫國凈飯王的太子，他不滿維護種姓制度的婆羅門教，又對人世生、老、病死諸種苦惱深感不安，遂出家修行，領悟到苦、集、滅、道“四諦”，以及“十二因緣”，終於覺悟成道，信徒尊稱其為“釋迦牟尼”或“佛”，他所建立的宗教便稱為佛教。
道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道教在中国古代鬼神崇拜观念上，以黄、老道家思想为理论根据，承袭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衍化形成。东汉末年出现大量道教组织，著名的有太平道、五斗米道。祖天师张道陵正式创立教团组织，距今已有1800年历史。道教为多神崇拜，尊奉的神仙是将道教对“道”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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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化体现。
名教
即以正名定分為主要內容的禮教，它以儒家哲理化的倫理學說為內涵，以承繼西周宗法禮制的程式化禮儀規則為形式。两汉是名教的定型時期，其標志是“三綱五常”的提出。名教的倫理規範和禮儀程式全然圍繞“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及“仁義禮智信”展開。
“五胡乱华”、
五胡是指，匈奴、鮮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族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在北方胡族“十六國”的压迫下，原來建都于中原的汉族政权不得不向東方和南方迁徒，這就是历史上所謂的“五胡亂華”。
玄学、
所謂玄學，即玄虛之學，是從老庄哲學發展而來的，属于唯心主義哲學，其扣學示旨是“貴無” ，認為“無”是宇宙萬物這些实际存在的“有”的本源，“無”產生萬物，即“無中生有” ，其政治主張是“無為”。
正始之音、
指魏晋玄谈风气。出现于三国魏正始年间。当时以何晏、王弼为首，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谈玄析理，放达不羁；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世称正始之音。
竹林七贤、
中国三国魏七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七人常集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清谈（清言、玄言）、
亦稱“清言”或者“玄言”，上久汉未清議，從品評人物轉向以談玄為主，用老庄思想詮釋儒家經義，擯棄世務，專談玄理。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的文化现象。
禅宗、
佛教四大宗派之一，菩提达摩祖师创立，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佛教主流。主张打禅静坐，忍耐修行、顿悟成佛为心学发展提供养分。
玄奘、
玄奘，唐代著名高僧，法相宗创始人，“玄奘”是其法名，被尊称为“三藏法师”，后世俗称“唐僧”，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玄奘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前后十七年学遍了当时的大小乘各种学说，共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并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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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現存洞窟400多个，壁画4.5万平方米、佛尊2450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韩愈
唐代文学家、诗人、哲学家、思想家，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苏轼称其为“文起八代之衰”名人推之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著有《师说》等名篇，是汉学家向理学家转变具有上承下启德人物，对儒学发展的贡献在于反佛崇儒、道统说、性情论。
理学
所謂理學，又稱為“道學” ，是宗代的統治思想，它是以儒學為核心，經過儒、道、佛相互滲透而形成的一種比較完整的唯心主義思想體系，主要包括客觀唯心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两種思想。在宋代形成，影響到以後的元明清三朝，稱為中國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正統思想理論。
心学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守仁（号阳明，下文王阳明即此人）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於“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在于其强调生命的过程，中国的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而有新儒家的诞生。不过回归成圣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儒家能对混乱的世局与世人能张开的贡献。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13世纪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沿陆上丝绸之路前来东方，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历时四年，在1275年到达元朝大都（今北京）。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并称担任了元朝官员，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地方，到过云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回意大利后，马可·波罗在一次海战中被俘，在狱中他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四库全书》
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
中体西用
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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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现于自我封团的传统封建文化的坚冰中。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主要内容
明末清初由欧洲传教士输入西方科技，主要是修改历法，传授天文学和数学，其他甚微。
2、修改历法及传授天文
中国的天文学到明代止，已有３０００年的历史。明末清初，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逐渐走向衰落。
中国古代，颁历权始终是皇权的象征。朝廷设有钦天监，掌管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明代历法一直使用大统历和回回历（元代传自西域），因使用时间太久，误差逐渐加大，对２４节气和日月食的测定，与实际情况常有很大差距，已多不合天时。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的一次日食，钦天监未测准，于是有人提出组织翻译介绍西法。由于阻力大，未能实现。当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积极主张历法改革。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立即抓住这一机会，以传播西方天文学为敲门砖，积极参与历法的修订工作。利玛窦在１６０５年写给欧洲教会的报告中说：“如果能有一位天文学家来到中国，我们可以先把天文书籍译成中文，然后就可以进行历法改革这件大事，做了这件事，我们的名誉可以日益扩大，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内地传教，我们可以安稳地住在中国，我们可以享受更大的自由。” 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他们参与历法改革的真实动机。罗马教廷立即采纳利玛窦的建议，选派了不少博学多才特别是懂天文学的耶稣会士来华。例如，邓玉函是伽利略的挚友、灵采研究院第七名院士，他既通晓天文、数学、物理和医学，又精通德、法、英、葡以及拉丁、希腊、希伯来等文字，艾儒略“除饱通天文、物理、算术、化学外，复精研形而上学，又能披读我国经史。”［（３）ｃ］此外，庞迪我、熊三拔、阳玛诺、金尼阁、穆尼阁、汤若望和南怀仁，都以他们来华后的优异成绩证明了他们的才华。他们都与在朝廷做官的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来往，也颇得自明万历至清初一些皇帝的赏识。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钦天监所报的日食又未测准。而徐光启依西法预测的日食却相当准确。于是徐光启被朝廷委任主持修改历法的工作，徐光启聘请李之藻、西方传教士龙华民（意大利人，１５７９年来华）、邓玉函（日尔曼人，１６２１年来华）等人参加编译天文学书籍，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年）开始，历时５年，终于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在编纂中，他们确定的方针是“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模型”。这种洋为中用的思想，还是正确的。《崇祯历书》的编纂第一次在中国传播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建立的宇宙体系。《崇祯历书》以本轮、均轮体系解释天体运动速度的变化，使传统的中国天文学从代数学系统开始向几何学系统转变。《崇祯历书》还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引进了经、纬度以及有关的测定、计算方法，使得日食、月食的计算和其他天文计算比传统的中国方法有了进步。《崇祯历书》首次采用３６０度制，一天９６刻制。经度以１２次为系统，纬度从赤道起算到９０度，比过去传统的中国计算方法简便多了。但是该书对哥白尼学说却只字未提，在体系上完全是第谷的，因此就其内容来说，西方传教士当时所输入的，并不是欧洲天文学中最先进的东西。
１６６４年５月清兵进入北京，明末天启三年来华的日尔曼传教士汤若望乘乱中自奉为历局首脑，向清政府投降。同年汤若望将新历法献给顺治皇帝，清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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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行新法，称为《时宪历》，钦天监的职务也委派汤若望担任。汤若望还重新制作了已经损坏了的天文仪器，如浑天星球仪，地平日晷仪和望远镜各一部。康熙时，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他改造了观象台６种仪器：如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经限仪，象限仪和地平纬仪等。这些仪器于１６７３年造成，它们现存北京古观象台。南怀仁又于１６７４年写成《灵台仪象志》，将各种仪器之制法、用法和使用这些仪器测得的各种记录绘制图表加以说明。乾隆年间（１７１６年）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戴进贤主持纂修了《历象考成后编》，书中写道：“日月五星之本天（即轨道）旧说以为平圆，今以为椭圆，”［（１）ｄ］“地球与日月距离之计算，采奈端（即牛顿）之术。”［（２）ｄ］戴进贤介绍的天文知识还只是第谷的天文学体系以及刻卜勒、牛顿的观测与计算方法，对哥白尼学说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并未涉及。直到１７６０年耶稣会士蒋友仁（法国人，１７４４年来华）在其《坤舆全图》中介绍了刻卜勒三定律，明确宣布哥白尼学说是唯一正确的，这是最早将哥白尼之日心地动说原理传入中国的文字材料。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就天文学方面而言，明末则当以《崇祯历书》为集其大成者，而以第谷之学说为主；清初则以《历象考成后编》为集其大成者。哥白尼之日心说直至此期最末之年，方由蒋友仁传入，当时中国学者犹不信其言。而这时距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已经２００多年了。
２．２ 传授数学及其影响
天文、历法的发展需要丰富的数学知识作基础。欧儿里德几何学、算术笔算法、对数和三角学等数学知识的传入，都同天文学的传入有密切的关系。
早在１６０７年就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了《几何原本》的前６卷。这也是利、徐两人合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他们用的底本是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C·Clavius公元１５３７—１６１２年）的注解本，全书共１５卷。《几何原本》的传入，对中国数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徐光启在《几何原本》序文中指出，数学所以成为一门最基本的科学在于它是“众用所基”，能为许多学科所用。可见，他已明确认识，凡有量的关系存在的地方，就必定要用到数学。
利玛窦还带来了克拉维斯编的《实用算术概论》。他与李之藻参考《算法统宗》，编译了《同文算指前编》、《同文算指通编》和《同文算指别编》。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数学书。书中讲述了自然数、小数的算术四则运算和用笔算解比例、开方、级数、方程等问题。其中“所述比例，级数、皆前此中土所未有闻。”这部书对中国算术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由于中国学者的重视并加以改进，笔算的应用才日渐普遍起来。三角是在《崇祯历书》中介绍到中国的，其中邓玉函撰写的《大测》、《割圆八线》，罗雅谷撰写的《测量全义》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和三角表。对数是波兰传教士穆尼阁（１６４６年来华）于清初顺治年间在南京传授给薛风祚的。穆尼阁死后，薛风祚汇编了一部丛书《历学会通》共３集４０种，于１６６４年出版。这部书第一次在中国介绍了对数和对数表，其中《比例对数表》是从１到２万的常用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是正弦、余弦、正切和余切的６位对数表；《三角算法》中讲的平面三角法和球面三角法都比《崇祯历书》的更为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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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题
1.上古时期的中国人是由哪三大部分组成的？
1) 一是华夏集团（又称河洛集团） ，主要活动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以北部的黄帝和南部的炎帝为首；
2) 二是东夷集团（又称海岱集团） ，主要活动在黄河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以蚩尤为首， 另有少昊氏、高阳氏（颛顼） 、有虞氏（舜）等；
3) 三是苗蛮集团（又称江汉集团） ，主要活动在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甚至更远的地方，以祝融为首。
2．中国早期文字的形态有哪些？
文字发明并用于文献记录，是文明时代来临的一个基本标志，中国古文字独立产生，经历了有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演变。目前所见中国正式的古文字，最初发现于商代，有甲骨 文、金文、陶文和玉石铭文等类型，周代青铜铭文也与殷商甲骨文一脉相承。
1. 甲骨文 主要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殷墟，是殷商王室从事祭祀、征伐、田猎、农事等活动时进行 占卜的记录，因刻于龟壳、兽骨上，故称“甲骨文” ，又称“甲骨卜辞” 、 “殷虚书契” 、 “殷墟卜辞” 。甲骨文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古代文字，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 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其字形结构已出现后世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即指事、象形、形声、 会意、转注、假借。因其刻于坚硬的甲骨上，故笔画纤细，直笔和方折多。 2. 金文 古代称铜为金，铸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即称“金文” ，又称“吉文字” 、 “钟鼎文” 。商前期 的铜器一般均无铭文，商后期带铭文的铜器也不多见，到西周发展起来。金文是王室大事和 贵族社会生活的铭记，内容有祭典、征伐、册命、训诂、追孝、约剂等，其程式化的语句， 大多是颂扬周王室和为公侯祖先歌功颂德的文字。 因其多在松软的模范上刻好在铸成， 故笔 画粗肥，圆笔和团块多，后期也向线条化、平直化发展。
3.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哪些重大的文化论争？ 答题要点：（一）问题与主义之争。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之际，发生了所谓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发难。胡适宣传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引导人们关注人力车夫问题、总统权限问题、卖淫卖官卖国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以此抵制以暴力革命解决社会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反驳胡适。（二）东西方文化之争。从1915年开始，直至1927年，学术界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涉及领域最广的东西方文化论争。论争各方围绕如何认识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如何看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如何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如何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发表专著数十种、论文近千篇。论争各方代表了不同阶级、党派、政治势力对中华文化命运的共同关注，提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主张、方案，显示了文化反省的诉求。（三）科学与玄学之争。正当东西方文化论战进入高潮之际，1923年春，又爆发了著名的以人生观为主题的科学与玄学之争。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向清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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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说，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此论一出，北大地质学教授丁文江立即在《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予以反驳。（四）中国社会性质论战。1927年大革命失败，南京国民政府掌控全国政权。面对这种重大的政局变动，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将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联系起来，由此拉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 论战围绕三个主要问题展开：一是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二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三是关于传统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其时间跨度，大体上从1928年持续到1934年，出版有关著作30余种，发表论文140余篇。论战的结果是，“新思潮派”的观点被普遍接受，即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五）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后，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现代文化的走向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所谓“文化热”。纵观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其研讨的核心问题是古今中外的文化关系及文化的走向。各方学者所争执的焦点，以及提出的“全盘西化”、“儒学复兴”、“西体中用”、“创造性转换”等观点，可说是前此学者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延续。 思考题
举例 就如何正确认识少数民族的“汉化”，充分肯定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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