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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in Chen , Wu Yi University
译丛总序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这表现在，出现于20—30年代、兴盛于50—60年代的根植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而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者极为敏感，早在1983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就指出广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翻阅一下近3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献，人们可以发现，自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
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同根植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联系，但却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研究的主题转换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其主要目标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背景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两个主题，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它更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第二，研究的领域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与所在囯的共产党有直接或间
接的关系，由于他们所在国的共产党在政治上都追随苏联共产党，这种情况迫使他们的研究大多限于远离政治的哲学领域，其研究成果大多是艰深晦涩的哲学论著。相比之下，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各个学科的知名学者，因此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再限于哲学，而是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 第三，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其代表人物之间彼此缺少理论联系，各讲各的理论和主张。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非常密切，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理论上的相互沟通和借鉴，而且更表现在他们经常围绕某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我认为，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阶段，无论从理论意义上讲还是从实践意义上讲，它们无疑都应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对象。鉴于我国学者目前对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了解，我于2003年8月向高等教育出版社思想理论分社社长马雷同志提出了出版一套能反映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成果的译著的想法。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马雷同志的积极回应和高等教育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因而也就有了这套丛书。
当我决定着手主编这套“译丛”时，所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所选的著作能充分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人虽然多年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但仍担心由于缺少直接而及时的信息而出现选择上的失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我写信给英美的四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即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哲学教授乔纳森·沃尔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伯特尔·奥尔曼和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詹姆斯·劳勒，告诉他们我要主编的这套译丛，并请他们各列出20本他们认为最能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这套译丛中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之后选出的。
希望这套丛书能为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段忠桥
2005年12月8日
导言
1907年，意大利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黑格尔思想中现在仍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什么，已丧失生命力的东西又是什么？每隔十来年，都会有人产生对马克思提出同样问题的想法。这样说来，现在轮到我们了。如果说问题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在21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还有生命力？
我的回答是:可以认为不止一个方面。近几年来，我们可能因假定马克思对我们已无话可说而得到原谅。马克思主义的政权悲惨地垮台了，与此相应，似乎所有应当严肃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理
由也消失了。柏林墙的倒塌产生了巨大的象征性的反响，因为它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失败。
但是，在庆贺所谓“邪恶统治”的终结时，我们却忘记了那些受东欧共产主义鼓舞的思想家并不是邪恶的人。相反，他们把自己视为我们的救星。他们以个人的巨大代价，力图把人类从他们认为是非人道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们既受到社会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远见的鼓舞，又受到对现存资产阶级社会错在哪里的描述的激励。这种过于自信的幻想变成了噩梦(尽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共产主义政权是否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可靠阐释是另一个问题但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西方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一切都好。正是马克思，而且首要的是马克思，仍在为我们提供批判现存社会的最锐利的武器。
我们可以把马克思视为当前的反对资本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当然，现今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马克思似乎假定自然资源是用不光的，因而，他有关生态的见解同人们当前的要求相比就非常有限。但另一方面，马克思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中，资本主义市场渗透到全社会，它把价格强加于一切事物，并且排挤了非经济的价值形式。商业的规模越发展越大，并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为冷酷无情和更具剥削性，越发像吸血鬼。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进步是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正如马克思本人于1856年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所指出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这些以及很多其他论点，将在本书的进程中得到更为详细的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将仍能发现马克思的论著是原始材料的丰富来源。
然而，能够识别资本主义的弊病是一回事，能讲出我们应以什么来取代它们却是另一回事（据报道，一个示威者在最近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游行中举着一面写有“用美好的东西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旗帜）。马克思这个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是极为乐观的，但他的论证和假设有时是错误的，在细节问题上常常出现使人十分气恼的含糊不清，因此，对于现在如何去安排社会他没有什么东西可告诉我们。但是，他对19世纪后期社会的批判甚至对于21世纪初的社会也有重大的关联。也许我们对他的结论没有信心，但这不意味着他发现的那些问题不严重。这至少是我在本书中将要论证的东西。
不过，研读马克思的著作是一项需要谨慎对待的工作。虽然马克思有时被认为是伟大的文体家，而且从当代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标准来看他或许也是如此，但研读他的原著可能会使人感到沮丧。他的伟大杰作——《资本论》第1卷，一开始就是一页接一页的关于商品的定义和本质的枯燥
的论述(尽管耐心最终会得到回报)。他的早期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也许是近两百年来关于政治哲学的最重要和最具影响的作品之一，但对那些缺少相关的哲学和政治学背景知识的人来讲，它实际上是难以读懂的。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也许是他最广为流传的著作。对这一著作的理解要容易得多，但它的论战风格却使得它显示不出马克思思想的真实深度。
有一种情况对于很多伟大的思想家而言也许是真的，但对于马克思却无疑是真的，这就是只有当你已大体知道他的著作要讲的是什么时，这些著作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有了这种知识去读它们，能使一个人懂得作者思想的细节，而且常常能弄懂作者思想中几乎令人惊异的创见和特质，即使在读到作者留下来的未完成的初稿时也是如此。不过，眼下你最好还是相信我的话。
我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很多原著都是可以找到的，它们通常是以节本的形式，被收集在由戴维·麦克莱伦编辑的一卷本的《卡尔·马克思著作选集》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可能，我给出的页码都是指这一选集第二版的页码，其标志是，例如，（M.123）我希望你在读这本书时受到鼓舞，如果是这样，那只要在你想读一些马克思的著作的时候，麦克莱伦编辑的《选集》就是首选。
马克思的生平和著作
马克思1818年生于德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作为德国一部分的莱茵省以前在拿破仑时期曾被法国占领，但不久后又归还给普鲁士。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个律师，他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但改信了基督教，这是因为1816年制定的反犹太法一一一部旨在消除拿破仑的自由主义化的法律，要求他要么放弃他的职业，要么放弃他信奉的宗教。马克思是一个早熟的学童，甚至他的一些学校作业都被重新发表于大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和令人惊叹的互联网网站中（www.marxists.org）。因此，人们可以读到17岁的马克思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无论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原初文本，还是被翻译为最主要的语言的文本。在对一个人的志向以及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的重要性做了广博而又相当有文采的论述以后，这篇文章以下面一段话结尾：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马克思19岁在柏林大学学法律时给他父亲写过一封著名的信，这是他广为人知的最早的作品。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对他上学期工作的令人惊讶的说明:他的抒情诗(“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他的未婚妻）的头三卷诗的内容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他对古典文献的翻译;他的三百页的关于法的哲学论文;他写的将艺术和科学统一起来的对话;以及他读了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大量的法律和哲学著作。为
此，他说道，“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同上，第16页）他还顺便说了他正开始自学英语和意大利语。这封信的结尾是两段附言，第一段附言自我读过以后让我二十多年来始终难以忘怀：“亲爱的父亲，请原谅我写得潦草，文体又不好。已经快四点了，赌烛已经燃尽，我的眼睛也模糊了。”(同上，第19页)人们可以感到，马克思此时已经采用了一种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也不会改变的工作方式。
完成了法律方面的学习以后，马克思开始着手写他的哲学博士论文，论文做的是对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比较。不过，尽管马克思希望找到一份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但他与之保持交往的那个知识分子圈子过于激进，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无神论者，因而希望无法实现。转向新闻工作的马克思继续坚持激进的和反政府的思想路线。实际上，他在1843年被迫离开德国而移居巴黎，并在那里写下了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早期作品。在这期间，他第一次遇到恩格斯，后者当时正在他做生意的曼彻斯特命他家庭所在地德国之间旅行。由于那时马克思被认为是颠覆分子和革命者，应普鲁士政府的请求，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1845年，马克思与他的妻子和幼女燕妮移居到布鲁塞尔。在那里，马克思继续他的写作并逐步展开他有关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某些思想，这些思想成为他后来写作的主导思想。
在1847年较晚的时候，“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或者说，至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在一开头就是这样讲的。（最初的英译本的效果太糟糕了，它的开头是“一个可怕的怪物蹑手蹑脚地走近欧洲”。）实际上，在1848年初《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革命已经开始，马克思回到德国至少是通过他的报刊文章，发挥积极作用。但由于事变的失败，革命没有成功，反革命的势力迅速占了上风。马克思回到巴黎，然后于1849年去了伦敦，此后他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正如大量文献清楚表明的，马克思此时的生活主要有三件事：一是进行学术研究，二是对付他在政治阴谋中受到的牵连，三是解决养家糊口的基本需要。令人悲叹的是，他的六个孩子有三个幼年时就离开了人世。弗朗西斯·惠恩最近写的传记对马克思如何靠赊欠、举债和卖文的支撑而努力工作，作了极好的描述。因此，例如，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成了《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的记者。很多人都谈论过对纽约人的嘲讽，即他们是通过马克思的见解而获得对英国事件的分析的，虽然就所有的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很多情况下，是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名义写的）而言，马克思的记者工作完成得极为出色。自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马克思开始全力以赴对资本主义作经济上的分析，在写完几部发表的及未发表的手稿以后，最终于1867年出版了他的杰作《资本论》第1卷。从那以后，马克思继续致力于经济理论与政治鼓动的结合，虽然他个人在经济上的挣扎由于1864年得到的一笔遗产而多少有所缓解。然而，由于健康状况的恶化，以及陷于与那些可能是同盟者的人们之间不断增多的论战，马克思没能完成他经济学著作的后几卷，虽然其中许多内容已写出草稿。在他1883年去世时，他留下了数量巨大的手稿。这些手稿中最重要的是最终出版的，由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2卷（1885年）和第3卷（1894年），以及由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编辑并于1903至1010年间出版的三卷本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些编辑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忠实
被官方标示为“荒野”，好像人们几乎从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什么。然而，在这个世纪初期，这一地区大部分还是农田。它是在20世纪20到30年代期间由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公共资源保护队变为国家公园的，而公共资源保护队则是设计用来解决由经济萧条造成的失业工人问题的若干公共工程中的一个。
于是，这里讲的第一点就是，虽然世界上那么多事物都主要是由人创造的，但我们却很少这样去想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被我们的产品异化了。此外，我们常常倾向于认为它们当然就是这样。想想使你浴室的龙头流出清洁的热水和冷水所需工程的前前后后。然而，我们只是在生活用品被鲁莽使用而不能工作时才稍加注意。一旦我们想到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真正知道普通的家庭用品是如何工作时，这种神秘化就完成了。我们之中谁能诚实地说他们懂得自己的冰箱是如何工作的，即使是在已向他们做了说明之后？我们人类创造出了一个我们完全不理解的世界;我们是我们自己世界中的陌生人。
我们不但被这些产品所迷惑，我们还被它们所支配。很快我们将了解到马克思有关我们在生产中被异化的理论。生产线技术是主要的罪犯。但是谁发明了这一技术？又是谁建造了它？是我们。因此，这是一个产品支配我们的例证。
然而，支配的思想比这还要深刻得多。考虑一下“你不能反对市场”这句老话。我们已变得逐渐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存在像“市场力量”这样的东西，如果你无视它们，你就要承担风险。就好像如果你无视自然的力量一一地球的引力、磁力等等，你就很可能遭到不幸一样。例如，如果你是一个资本家，你周围的竞争对手开始降价，那你最好是跟着做，否则你将会停业。如果你的顾客决定不再选购你的产品，那你最好是去生产别的东西，这是相当重要的。
这里的教训是，资本主义经济使得一些行为方式合理化，也使得另一些行为方式不合理化。因而，你最好是做市场命令你做的事，否则你将会陷入困境。所以我们发现自己是受市场支配的。但什么是市场？简单地讲，它是无数人的有关生产和消费的决定积累起来的结果。那么，它是我们自己的产品。由此再次引出这样一种结论，即我们已被我们自己的产品所支配。纵然它是我们自己的产品，但它却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例如，谁想让股票市场崩溃？但崩溃的情况却一次次地作为我们自己的个人行为的意想不到的结果而发生，而每一个人行为从他自己的方面来说可能看上去都是非常合理的。市场就像一个我们偶然创造出来的怪物，但它现在已统治我们的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感受到“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
那么，来自我们产品的异化就是一个由许多部分构成的丰富的思想。下一个范畴是生产活动中的异化。我们看到，这种关系来自复杂的劳动分工。现在人们淸楚，劳动分工带来的问题并不是它将一种工作分解为几项更专门化的任务。高度专门化的任务可以是极具挑战性的和值得一做的。不管挑战否是在于其本身，劳动分工之内的任务仍可构成共同生产或协作的部分，这能提供完成工作的另一种形式。相反，马克思看出的问题却是典型地导致工人技能退化的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在这种分工中，每一个人都被贬低到去完成一种髙度重复、无需动脑的任务，而且丝毫不知道他们在
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我们变得跟机器差不多，按照程序去一遍遍地做同样的动作。
这立即把我们引到下一个范畴，来自我们类存在的异化。这里说的“类存在”概念来自费尔巴哈，但马克思赋予它一种新的理解。其核心思想源于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使人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物？
此时，马克思感兴趣的不是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特征。相反，他把人的类本质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种独特的人的活动是劳动，或者更准确地讲，是社会生产活动。当然，其他的动物也生产，如：河狸筑坝，蜜蜂造巢。但马克思指出，从人们能以精心设计和预见不到的方式根据他们的意愿和意识进行生产的意义上讲，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生产。在人们可以生产的物品的范围上不存在任何限制。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没有人能享受他们类本质的这一方面。我们的生产过程表现的不是我们的本质，我们是以一种机械的、重复的方式进行生产的。这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折磨。
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12个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12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我们的类本质的第二个方面，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另一条目上，这次指的是第六条。这一条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我理解，这段话意指的是人们被卷入庞大的、高度复杂的劳动分工中，这种分工超出了所谓的狭义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艺术和文化上的成就，我们物质上的进步，都依靠包括世界和整个人类历史范围内的合作。举一个人们熟悉的例子，据说世界上不存在能制造出一枝简易铅笔的单个的人。制造铅笔包含那样多的技能和有关不同材料的知识，以至它的生产超出了我们中任何一个人独自进行的能力。
因而，尽管我们自己很少想到这一点，但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访问者却能注意到，人类陷人了一个巨大的合作的结构之中，生产的是将被用于全世界的物品，依赖的是世代积累起来的共有的知识。在任何一天，一个既定的人都会使用或消费物品，而这些物品的生产也许最终需要数百万的其他人的参与。于是，这展示了我们类存在的社会方面的特征。
当时马克思论证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的类本质的两个方面都被异化了。我们已经简要地指明了第一个方面，即我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异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我们的类本质被异化的一种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劳动力不是以运用他们独有的人的特性的方式工作的。他们不是运用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足智多谋和他们的能力去应对众多不同的挑战和环境，而是以一种沉默的、重复的、单向的方式进行生产。他们的生产就如同动物一样，而不像人应该的那样。前边已经说过，对很多工人而言，一天中应用他们能力最多的部分，是在赶去和离开工作的路上。因
此，正如我们看到的，马克思说只有在我们不工作的时候，我们中的很多人才觉得是人。 我们与我们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第二种方式并入到最后一个范畴:与他人的异化。这里的基本要点很简单，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类生活是什么。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想象为刚刚所描述的巨大合作结构中的成员，而把我们自己想成去工作挣钱，然后去商店花钱的人。我们是只有井蛙之见的人。正如马克思多少有点晦涩地提出的，我们把我们的类生活用作个人生活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具有社会的类本质，我们追求我们自身利益的方式甚至会没有可能。然而，我们却完全无视我们生活中这一社会性的方面。我们很少考虑谁将使用我们制造的东西这一问题，对我们购买的东西是如何得以存在的这一问题想的更少。除了我们直接关乎消费的决定以外，我们对一切都视而不见。
马克思论证说，在资本主义下，我们在劳动中的异化有四个方面:与产品的异化，生产活动中的异化，与我们类本质的异化，与他人的异化。但这还没有完。
货币和信用
货币是说明与他人的异化如何可能的核心部分。它起着一种我们很少能看透的幕布那样的作用。但这还不是货币具有的惟一不利的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极为赞赏一些文学作品中的批判，这从他引用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一段很长的台词和歌德《浮士德》中的一段较短的台词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引用莎士比亚的台词是告诉我们，黄金“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页)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几个性质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论断。首先是这样的论断，即货币颠倒和改变了它所触及的一切事物。货币更改、转变并贬低了人的关系。例如，人们应当被爱是因为他们可爱，或者，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与其他人的家庭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人被爱也许是因为他们富有，其他人受辱骂也许是因为他们贫穷。我们应该钦佩那些通过他们的行为、远见，或他们对其他人的关心而受到尊重的人。但我们还得钦佩那些富有的人，而不问他们是如何变得富有的。其次，货币具有侵蚀性，每一事物或早或晚都有其价格。那些曾经出于情理去做的事情，即人们相互间应当做的事情，例如，照顾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年迈的父母，我们现在则花钱雇其他人来做。资本主义经济到处可见这样的现象，即人们相互出钱雇人去做那些我们曾经不考虑报酬去做的事情。用马克思和莎士比亚的话来讲，货币是“人尽可夫的娼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页）
第三个，也是最直接来自莎士比亚台词的论断，是“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页)现在很清楚，这是一种巨大的夸张。但从根本上讲，这一思想，即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对那些有足够的钱的人来讲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但对那些没钱的人来讲生活将是无奈的挣扎，仍是有说服力的。举一个持久而
贴切的例子，马克思考虑到教育。我们所有的人在理论上都同意，最多的教育资源应给予那些最能受益的人。然而，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具有天资但没有钱的人将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那些虽然有钱但没有天资的人却可以享受他们希望的任何形式的教育。没有钱的需要将得不到满足，而以钱为后盾的怪想将得到纵容。
实际上，马克思说的第四个论断是，这种异化甚至影响着我们的语言。需要对人们来讲是自然的，人类世界完全取决于人们采取的满足相互需要的措施。然而，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关需要的语言被贬低了。请求基于你需要的某种东西成了令人蒙受耻辱的事，成了乞求或哀诉。 如果这还不算太坏，那再来考虑一下信用制度，它也许是已发展到最高抽象水平的货币制度。对此，马克思说，是否向一个人提供贷款的决定对于他们可能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人们怀疑马克思是否是从个人经验的角度讲的。）在这个不存在有形货币的金融制度中，个人成了货币的单位。其结果就是，要获得贷款，对一个人过去和未来的经济上的真实情况的了解就常常是必要的。人们不得不伪装自己。这反过来又制造了间谍和侦探的行业，专门记录经营和投资情况以发现“值得”向谁贷款。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以另一种方式被贬低的人的语言。“你的净值是多少?”和“你值多少钱?”这些都是关于财富和信用估价的问题，而不是关于个性的道德评价的问题。 最终的顶点是银行制度和股票市场。我们已经注意到它能对我们做什么:它能搅得我们心绪不宁。
自由主义
马克思并不是他那个时代批判当时德国社会制度的惟一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德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落后的。它只是在哲学上处于领先地位。因而重大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都是需要的，而政治上的改革尤为迫切。因为除了遭受到与先进国家相同的苦难以外，它还有其特殊的困难。当时的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存在我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在今天都很难理解的歧视性法律。许多争论都集中在“犹太人问题”上，因为犹太人是法律歧视的对象，如不放弃他们的宗教他们就不能从事某些职业，就像我们在马克思的父亲那里所看到的情况一样。
在青年马克思进行写作的时候，普鲁士议会已提出改革以结束对犹太人的歧视。然而这一改革却被国王否决了，因而歧视依然继续。可以理解的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对此表示谴责，并继续为争取法律上的平等而呐喊。然而，马克思的朋友和伙伴，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鲁诺·鲍威尔却写了两篇文章论证反对犹太人的解放。不过，对此需加以仔细理解。鲍威尔并不赞成歧视。但他论证说，为了要求与基督教徒同样的权利，犹太人需要承认基督徒所经历的奴役。在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放弃他们的宗教以前，真正的解放对于他们二者而言都是不可能的。同时享有作为宗教成员——例如，作为“上帝的特选子民”——的私人生活和作为公民的公共生活，是不可能的。这显然不亚于费尔巴哈有关宗教的论证，后者认为，宗教对于享有我们的类本质是一种障碍，因而必须被超越。 我在前边已经谈到，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对鲍威尔的回答，是政治哲学中的伟大
成果之一，尽管表面看来它涉及的范围相当狭小。由于马克思利用这一时机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从而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他思想的深刻和丰富。
马克思文章的很多细节问题无需我们在这里给予关注。不过，其中有一个重要论点，即马克思认为除非宗教被超越否则人们就不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的说法是明显的胡说。马克思指明美国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在那里宗教的不同并没有阻止平等的政治参与，而且宗教繁荣到这样的程度，即“在美国也并不认为一个不信宗教的人会是正派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页）（在一些群体中甚至今天还是这样)但马克思的真正贡献，却始于政治解放与某种新的东西即人的解放之间的区分。
政治解放的问题是享有“公民权”和“人权”。公民的很多权利集中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如言论、集会自由，以及选举和竞选公职人员的权利。公民的其他权利包括思想和崇拜的自由。相比之下，人的权利被认为更具普遍性，按马克思所说应包括平等、自由、安全、财产权。这样，从本质上讲，要获得政治的解放，就要拥有公民和人的自由权利。
那什么是人的解放呢？令人恼火的是，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远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清楚。但有一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即政治解放是不充分的。我们可以通过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而看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就是，人的待遇在法律中无论多么单纯和平等，歧视却仍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举一个来自现今的例子。三十多年以来，在英国付给与男子做同样工作的妇女以较少的工资一直是违法的。然而统计资料表明，付给妇女少于男人工资的情况事实上在雇用关系的各个领域都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6页）这种情况对每一部自由主义的法律而言似乎都是可维持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包括所有的可能性。无需违反法律的字面意义人们就能找到办法去雇用他们自己的社会阶级、宗教或种族的人，或满足他们的其他偏见。
为了使人理解他的论点，马克思利用了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分。国家是公民的领域。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国家里，我们都是平等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丰富多样的权利的骄傲的持有者，互相视为自由的伙伴和国家的平等的成员。然而，在市民社会的层面上，即在日常经济活动的层面上，事情看上去就大不相同了。我们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竞争和剥削都成为必需；嫉妒其他人的成功并决心抓住那些我们认为是自己的东西。因而，我们每个人都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平等的社会的公民生活和原子化的私有的个人生活。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可悲的真相是：原子化的市民社会是我们现实存在的层面，而高贵的国家的层面仅是一种共同的幻想。
我们现在能够理解马克思的国家是一种异化形式这一难懂的观点了。基本说来，其论点如下所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本质上讲我们是社会的存在物，在极为复杂的劳动分工中互相为他人生产。然而，在资本主义下，我们却不能以一种适当的社会的方式去生活，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我们理解不了或者意识不到我们的社会本质是因为什么才这样的。不过，马克思似乎认为，我们的本质必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展现出来：某种异化的方式或其他方式。
宗教曾经能起这种作用。在新教改革运动之前，一个社区的所有成员都是同一教会的成员，他
个神，是他创造了我们，并命令我们去崇拜他。在我看来，这是那些理智的、受过教育的人能使他们自己相信任何这种说法这一奇观的永恒的根源，但让我们略过这一现象。我们只应注意，如果传统的神学是正确的，那马克思一开始的转向就错了。
那么，假定费尔巴哈的命题——人创造了神是正确的。马克思的创新在于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一命题是对的。那我们还应接受宗教在我们的苦难中，特别是在异化的苦难中有其根源的思想吗？一个困难是，即使在相对富裕的社会中宗教仍继续存在，甚至在那些更为富裕的阶级中情况也是如此。因而，至少乍看上去很难发现宗教在其所有表现形式中都是作为安慰出现的。当然，对此可以做出几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回答:第一，虽然当代一些社会在.物质商品上是相对富裕的，但它们还存在阶级划分，因而仍然是异化的。所以，我们终究都还需要安慰；第二，很显然，在存在阶级划分的社会中，宗教的存在对于维护对工人的控制是非常有用的。受到天国思想的愚弄，他们就更少可能去反对人间的地狱。这是与意识形态理论相联系的。工人所在社会的上层人士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胡诌这种神话，而这都是为了这些上层人士自身的私利。正如恩格斯在谈到18世纪的英国时所说的：
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9页）
我们也许注意到，这一把工人作为资产阶级阴谋的不知不觉的受骗者的描述几乎不具有启发性，但它可能是真实的。然而，即使情况是这样的，由此也得不出宗教的功能就是安慰的结论。因为这里表明它还体现为一种控制的手段。所以，我们应当注意，费尔巴哈的人创造神的命题，是可与马克思关于为什么我们这样做的假设分开的。因而我们可以推测，某种其他事物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创造了宗教。也许它具有某种可以满足我们解释周围世界的需要的东西。也许它适合了其他某种被马克思所忽视了的需要。我们将会看到，这是在以后的内容中多次提到的一个要点。它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基本思想相关，这一基本思想就是，劳动，或生产活动，是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基本形式。这种主张将很快在进一步的考察中出现。
现在转到马克思有关异化和异化劳动的论述。我们必须再次承认，它们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包含着巨大的不朽的价值。他描述的那些严格意义上的生产条件在西欧也许比较少见，但它们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许却是到处可见。这里我只想提出两个论点，它们在后面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中还将得到更为详细的考察。第一，虽然马克思将异化劳动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联系在一起，但对资本主义真的就是问题所在讲的却不太清楚。因为异化劳动的某些方面可以是任何高度机械化生产过程的一个特征，不管这种生产过程是应用在共产主义下还是资本主义下。
对此人们也许会说，劳动分工本身并不需要异化，只有当它导致技能退化时才会是这样（正如前边所承认的）资本主义鼓励这种过程，至少在寻求利润的一定时期是这样，而共产主义将无需这样做。这是一个听起来不错的论点，尽管未得到检验。但它仍给我们留下了第二个问题。马克思几乎没有告诉我们非异化的劳动会是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许是有说服力的，
但这样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却仍然很不清楚。从实质上讲，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根本没有充分地告诉我们人类解放的性质。同样的评论也可重复用于马克思对货币和信用制度的批判：正确，非常正确，但请告诉我们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最后，是对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的一些评论。从本质上讲，他把自由主义等同于对权利的承认，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关于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的权利。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的批判讲的是，这些权利是要保证人们的相互独立和互不侵犯。这两者都是以人们作为孤立的原子和永远潜在地相互威胁这种描述为前提的，并且强化了这种描述。马克思的论点是，这也许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如何在受到制约的条件下行为的准确描述，但这决不是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 近些年来，对自由主义的很多批判都已再现了，或者说很可能是重新创立了马克思的那一论点。例如，女权主义的批判把自由主义的司法制度和权利，看作是男性关于人的本质是对抗的和竞争的假定的具体体现。而一些女权主义者说，人的有益的生活是一种合作的生活，它基于相互关怀的理念，而不是基于司法。因此，权利制度不仅没有支持人类社会的繁荣，反而成为绊脚石，阻碍我们充分享受人的关系。
让我们考虑一下对上述问题的两种回答。一种回答会说，人是竞争的和对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其他任何东西都只不过是怀有希望的想法。这种说法正确吗？它也许是对的，但它很难知道如何论证人的生活必须总像这样。因而，第二种更为和缓的回答也许更有说服力。这就是只要注意到我们并不知道利己主义的描述是不真实的。假设情况确是这样，那我们最好还是坚持我们的自由权利。依此类推，即使由于我就住在一个高犯罪的、盗窃案高发的地区，当我在晚上把我的前门上两道锁的时候，那不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房屋就将被盗。确切地讲，情况是我不知道我将会被盗，和我不能信赖所有那些会在我家门前经过的人的道德好意。因此，上两道锁是一种安全保障。我们需要多加小心不是因为没人可以信任，而是因为非常少的一部分人不可信任。为自由权利辩护的人提出的是同样的论点。我们需要这些权利只是以防万一，认为我们可以没有它们而生活简直是冒太大的风险。太多的信任是十足的轻率。
然而，反对派中的浪漫主义说法也是吸引人的。我们需要像这样保护自己的社会不是我们能想象的最好的社会，无疑，我们希望可以得到更好的社会。对此，权利的辩护者将这样回答:愿意希望什么就希望什么，但同时不要放弃你的权利。
不过，我们应当以更为明确的评论来结束这一节的内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力量，就在于向我们在很多发达社会发现的自由主义民主的自鸣得意提出了怀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的思想与正在发展壮大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不应使人感到惊奇，因为马克思是这一运动的鼓动者之一，不过，这种情况有助于我们相信他的思想仍旧是中肯的和丰富的。这里有一些例证。
首先，出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对货币的批判，作为一种对商品化的批判，也许是最值得研读的。这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越来越多的我们尊重的东西都变成了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在互联网上出售供人收养的儿童是近来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但其他的例子也很多。上流阶层的业
余体育活动几乎不再存在，而有关足球倶乐部的传闻却每天都出现在报刊的商务专栏中。教育日益为有关财力和借贷的争论所驱动。数量巨大的人群被雇用去照顾别人的婴幼儿和年迈的父母。“尊重”现在几乎都意指“价格”，或者甚至意指“交易价格”。出于爱、本能的责任感或者友好而给予的东西越来越少，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出售和交换的东西却越来越多。
第二，马克思尽了很大的努力来引起人们对大公司的权力，特别是大的金融公司的权力的注意。这些公司在其商务决定中，对那些它们决定不雇用的个人，或那些它们拒绝向其提供贷款的个人，甚至可以说是握有生死大权。虽然在发达社会，这种权力多少受到来自国家保护的抵消，但在很多地方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第三，虽然我们也许不信服马克思的论证，即在一个好的社会中我们将不需要互相反对的权利，然而我们应该赞同他的权利保证不了什么的观点。我在前边曾经以不合理的工资差别为例证明过这一论点，我同样还能以种族歧视或者基于宗教或阶级的不公平对待来论证这一点。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都侵犯权利，但它们都还继续存在。我们需要更为深层的变革。
我们可以把这延伸到第四个要点。关于民主，恰恰出现了相同的问题。虽然被包括在选民之内比被排除在选民之外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这在实践中将会给予你什么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民主也许对日常生活领域中的问题，如工作场所和家庭中的问题，没有任何影响。但支配一个人自己生活所需的东西，要多于甚至包括选举权在内的自由的权利。一旦我们获得了自由的权利我们就不能停下来。使它们生效的斗争会是长期的和困难的。提醒我们这一点是马克思的部分遗产，尽管他本人并不会想到像这样来提出这一问题。
历史理论
这里描述的历史理论始于这样一种主张，即人类生产能力在历史进程中趋于不断发展，社会形态的兴衰在于它们是促进还是阻碍这一发展。讲得更明确一点，而且这也是马克思的分析的主要兴趣所在，这就是，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束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将会到来，其结果是它将走向灭亡，将为共产主义所取代。
这是醇厚的思想佳酿。但其论证中的每一环节都会有问题出现。一旦我们开始考察，它们就都有在稀薄空气中挥发的危险。让我们从最后的问题开始。为了论证的方便，假定除了最后的论点以外，我们一切都接受。为什么一旦资本主义发生动摇，就应为共产主义所取代？对于这一主张，马克思有什么论据或证据？当然，他对这一主张的陈述常常是足够多的，但反复讲的东西并不是论据，纵然它们常常被误以为是证据。然而，马克思也有一些明确的论据。我们被告知，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成长的，就如同资本主义是在封建主义的母体中成长一样。但这如何能让人信服？毕竟，马克思还告诉我们，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是在资本主义下发展的，工人的贫困也是如此。因而，很多东西都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成长的。这样说来，为什么选出经济分析上的潜在的共产主
义形式予以特殊的关注呢？
罗莎卢森堡出色地把这归咎于恩格斯的一个更大程度的告诫: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或野蛮状态”二者中选择。但我们仍可以问:为什么只有这两种选择？除非野蛮状态仅仅是一个涵盖除社会主义以外的一切选择的杂乱概念。事实上，马克思在其生涯中很早就预言了共产主义的到来，至少是在1843年，即在他提出其历史理论的主要线索的前几年。换句话说，他的预言最初不是来自他的历史理论，相反，他的历史理论倒是为了支持他已做出的预言而设计的。但他似乎从来没有正视他的历史理论是否真的为他的预言提供了基础的问题。
更为糟糕的是，且不说什么会取代资本主义，他的历史理论真的能支持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的预言吗？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明确说法是，每一经济结构最终都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他似乎却将共产主义排除在此之外。为什么不应是资本主义永远持续下去，并逐渐使自己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的理由是，这之所以不可能是基于利润率的下降和不断恶化的危机。但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已证明能够克服其困难，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难以证实的。从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有开始）以及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的存在不是因其本性或必然性)这一事实，得不出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必定走向灭亡的结论。马克思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资本主义最终必定束缚生产力。
因而，马克思做出的两个预言似乎都不是来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就产生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一个人可以相信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然而又可论证说，这一理论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认为资本主义将会灭亡，或者，即使它将会灭亡，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认为它将为共产主义所取代。这会使一个人成为一类非常特殊的马克思的追随者，但这是一种全然一贯的态度。
但这一理论本身的情况又怎样呢？到目前为止，我没讲过任何想方设法怀疑这一理论的主要主张的观点，所谓这一理论的主要主张是指:历史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历程，或者说，社会的兴衰基于它们是促进还是阻碍这一发展。因而，我们现在该谈谈这一理论了。
这一理论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在于以下主张:一种社会形态如果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那这一社会最终将会让位。这也许是正确的，而且马克思的支持者无疑已在努力去确立它。不过，让我们来考虑一个(虚构的)例子。设想一个存在重大阶级分化的社会。一个人数不多的贵族既拥有财富又拥有权力，并通过一支强大的、报酬优厚的军队来保护其特权。剩下的那些从事绝大部分工作的人却相对地贫困。然而，他们的共同体意识却这样强烈以至于他们对其社会地位并不感到不满，而且他们的宗教信仰还进一步支持他们的默认。他们把其统治者视为社会的上流人物，并给予这些人获取好处的权利。
再来假设，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停滞。统治阶级的成员没有进行革新的动力，因为他们正在从现存的社会安排中受益，因而认为无需进行变革。任何发展新技术的企图都将很快破灭。为此，让我们再假设，所有人都正当地把技术的变化看作是对他们现存生活方式的巨大威胁。
于是，生产力在这里受到阻碍。马克思的理论预言生产力最终必定冲破阻碍而获得自由发展。但现在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如果每个人都有理由感到满意，为什么必定发生变革呢？对此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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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会说，不满意或迟或早会出现。食品短缺一年就会导致饥荒，第二年就可能导致劳动者怀疑他们的领导者并对后者的剥削不满，并开始寻找改善自身处境的出路。到了这一时期，发展生产力的企图可能会再次得到尝试，而且这次他们也许将会成功。于是，现在的社会秩序就会开始崩溃。 这听起来也许很有可能。但是，存在相信事情或迟或早必定这样发生的任何理由吗？那一论据说到底就是，人们对吃饭、住房等等的需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消解了所有其他的考虑。产品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
也许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毕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能与我们单纯的生存需要竞争，正是这种需要推动着生产力的不懈进步，并因此而彻底改革社会。但我们就没有其他需要了吗？我们再次发现，马克思对一种包含劳动和生产的思想予以巨大的信赖，认为人的最本质的活动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物质需要的劳动。我将把对这些主张的进一步思考放到后面几页，此时我们要提醒自己考虑一下马克思对历史理论的贡献的价值。
马克思无疑具有宏大的眼光。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我们为满足我们物质需要的寻求。由于满足我们现存需要的努力产生出新的需要，因而这潜在地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根据这一观点，经济是历史的根基。我虽然对这一理论，以及马克思试图从它引出的含义提出了一些非难，但我并没有表明它是错误的。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可能是正确的。但即使严格说来他是错误的，那也很难否认他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推动历史的是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还是伟大的人物？也许它们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经济力量的巨大影响是根本不能否认的，无论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将被包括在内。问题的真正所在是，马克思拥有全部真理，还是只拥有它的主要部分。
我们还必须不能忘记，毕竟，是马克思使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现在。资本主义不是从来就存在的，它是由其他经济条件发展而来的，大概它也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至少必须记住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并感谢马克思使它如此牢固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经济学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基于劳动价值论，由此又引出了他的最引人注目的贡献一一剩余价值论，后者表明资本家的利润依赖于对工人的剥削。此外，劳动价值论还让我们懂得，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商业盛衰的周期性，其中最具决定性的是利润率的下降，它与不断加深的危机一起，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这一切似乎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遗憾的是，事情并不总像它们看上去的那样。因为在它们的核心部分存在巨大的缺失。虽然马克思努力提出一些冗长的论证，但最终他却没给我们以充分的理由相信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而且现在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愿意为它辩护。当然你也许会说，经济学家是统治阶级的成员，至少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因而必然会无视它的存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早就预言到这种情况！但要害的问题却是，一些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培养或认可的最强硬的批评家，曾试图寻找相信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但却没能找到。
那问题在哪里呢？就现在的论题而言，我们可以把问题划分为两类。首先，存在一些我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