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 1 The Fourth of July
1) 我第一次去华盛顿是在那年刚入夏，这个夏天也是我从此告别孩提时代的开始。至
少，这是他们在我们八年级毕业时对大家这么说的。我的姐姐菲利丝同时从高中毕业。我不清楚她应该告别什么阶段。不过，作为给我们俩毕业的礼物，全家人于七月四日赴华盛顿旅游，
2) 那是我第一次大白天乘火车。小时候，我们常去康涅狄格海边，我们总是晚上搭乘
运送牛奶的火车，因为车票更便宜。
3) 早在放假前，家里就洋溢着准备出发的气氛。我们打包就花了一个星期。有两个很
大的箱子，是爸爸拿的，还有一个装满食品的盒子。事实上，我的那第一次前往华盛顿的旅途是个流动的宴席；舒舒服服地在座位上刚坐下来，我就开吃了，一直吃到火车抵达费城附近的地方。我记得那是费城
4) 我妈妈烤了两只鸡，还将它们很漂亮地切成一口一块那么大小。她带了黑面包片、
黄油、青椒和胡萝卜条；还有那边上点缀着叫做“万寿菊”的有点儿黄黄的冰镇蛋糕，是从库什曼面包，每一只都分开来包，以免碰伤。此外，为了整洁，还有一沓沓的餐巾，一块放在小铁盒子里浸泡着玫瑰水和甘油的小毛巾，擦黏糊糊的嘴巴用的。 5) 我想要到餐车去吃饭，因为我阅读过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妈妈已经无数次地提醒
过我，在餐车里吃饭要花很多钱，而且还不知道那些吃的东西出自于什么人的手，也不知道那双手刚碰过，但是那几个嬷嬷悄悄地把她交的预付款退还给她，对她解释说，除了她，我们自己去，”爸爸信誓旦旦，“而且远不止住在便宜肮脏的旅馆里待一个晚上。”
6) 在华盛顿，我们有一间大房间，两张双人床，外加一张给我的儿童床。那是一家位
于后街的旅馆，店主是爸爸的朋友，此人从事房地产业。第二天做完弥撒之后，我便一整天眯起眼睛抬头仰望林肯纪念堂。在这里玛丽安·安德森放声高歌，之前美国革命女儿会因为她是黑人拒绝她在他们的礼堂歌唱。或许就因为她是“有色的”，就像爸爸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么说的。要么他很可能说的是“黑人(Negro)”，因为在当时我父亲是相当进步的。 7) 我眯起双眼，因为我默默承受着自己童年时代每年夏天都要承受的痛苦，从六月底
学校放假开始到七月底。这个痛苦是因为在夏日的强光下张大眼睛受到伤害而造成的。
8) 我是通过一层令人痛苦的圆环状的耀眼强光看见七月份的。我一直痛恨七月四日，
甚至在我意识到这种骗人的鬼话之前：这种庆祝是为这个国家的黑人的。 9) 我的父母不认可太阳眼镜，也接受不了太阳镜的价格。 10) 整个下午我眯起双眼抬头张望那些自由、逝去的总统以及民主的纪念碑，心想为什
么华盛顿的光线和热量要比在纽约家乡强得多，甚至街上人行道的颜色也比家里的要白一些。
11) 在华盛顿一天下午黄昏的时候，我和家人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往回走。我们俨然一
个旅行团，妈妈白晳亮丽，爸爸棕色皮肤，我们三个女孩的肤色介于两者之间，由浅至深。受到周围历史气氛和黄昏热浪的影响，爸爸决定再次请客。他有很强的历史感，他天生有种并不张扬的戏剧性，而且对场景和旅行有种特殊的感触。 12) “我们停下来吃些东西凉快凉快好吗，琳？” 13) 离我们住的旅馆两个街区之遥，我们一家人停下脚步，在一家布雷耶冰淇淋和汽水
店买了一盘冰淇淋。室内，柜台光线昏暗，电扇下凉风习习，让我被强光照耀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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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感到轻松多了。我们的座位用绳子连在一起，个个神清气爽，围着餐巾，五个人并排在柜台前坐下。我在爸爸和妈妈中间，两个姐姐在妈妈的另一边。我们一字排开，靠着带有花纹的大理石柜台坐下。女服务员张口说话，一开始谁也没听懂她在说什么，于是我们五个人就坐在那儿。
女服务员沿着我们向爸爸走去，再次说道，“我刚才说可以让你们外带，但是你们不能在这儿吃，对不起。”然后，她垂下双眼，一副尴尬的样子。我们突然听见她说的话了，同时听见的，响亮清晰。
挺起胸膛，义愤填膺，我和家人一个接一个地从柜台前的凳子上站起身来，转身大步跨出店堂，一言不发，但怒火中烧，似乎我们以前从来就不是黑人。我加重语气地说道，“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呀!”就是不对，不公平呀!难道我没有写过所有人都该享有自由民主的诗歌吗？除了因愧疚而默默无声，谁也没有对我的问题做出应答。 我的爸爸妈妈对不公正缄默无语，不是因为他们对此有什么责任，而是因为他们觉得本应该早有预料，并应该加以避免的。这让我更加愤怒。我的怒火并没人认可，也没人像我一样愤怒。连我那两个姐姐也随着爸爸妈妈，装作没有发生过什么非同寻常、反美国的事情。那只好由我自己来给美国总统写封信，表达自己的愤怒。不过，我给爸爸看了我写在练习簿的信之后，他保证我下周可以在他的办公室打字机上将信打出来。
那个女服务员是个白人，那张柜台是白色的，那份我从来没在华盛顿吃的冰淇淋，以及我告别了童年的夏天都是白色的。还有那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华盛顿的白色的热浪、白色的人行道和白色的石柱纪念碑在接下来的旅程中让我恶心。那可算不上一件毕业礼物啊。
Unit 4 Force of Nature
1) 十几岁的时候，我生活在纽约州新罗谢尔市。我的记事牌上贴着一张玛丽·居里的照片，
她坐在一棵榆树下面，怀里抱着女儿，两岁的爱娃和九岁的爱莲。对居里夫人我所知甚少，除了一些基本的东西：她和丈夫发现了放射性。她是荣获两项诺贝尔奖的第一人。她聪慧、执着，简直是一个传奇。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还几乎没有人生的方向，与其说对公式和实验室里的实验好奇，还不如说对文字和编造出来的故事更有兴趣。 2) 回想起来，我认为自己十分欣赏那张照片，并非因为那是玛丽·居里以及她所象征的东
西，而是因为她的那种异国情调，或者也许是因为她怀抱两个女儿的模样。我自己的母亲因为车祸受到重伤，躺在医院里，正在康复。我想要她抱抱我，但是她做不到。因此，取而代之的是，我崇拜玛丽了，在我的心目中，她成了天底下最坚强、最有能力的女性。 3) 像其他女孩的奇思异想一样，我的想法里至少还有几分真实。玛丽·居里夫人的女儿们
都自力更生，成长为颇有成就的妇女，尽管她们的母亲在她们出生之前完全沉浸在研究工作之中。居里是个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超有能力的多面手：她的工作彻底改变了对原子能和放射性的研究，而且她是学生们学习的少得可怜的几个女科学家之一。她还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女人，一辈子有很多时间要与现在医生可能诊断为严重抑郁症的病魔抗争。最终，她那杰出的发现却让她和丈夫为之丧命。 4) 1878年，居里10岁，她母亲死于肺结核。这个叫玛利亚·斯可罗多夫斯卡的波兰小姑娘
继续求学，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但是，连着好几个月她得找个地方躲起来，放声大哭。
5) 18岁那年，她在华沙附近一家有钱人家里当上了一名家庭教师。结果，她爱上了查斯
米尔·佐瓦斯基，一个19岁的学有所成的学生。他们俩都热爱自然和科学。但是，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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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米尔宣布他和玛利亚想要步入婚姻殿堂时，他的父亲威胁要剥夺他的继承权。她与他门不当户不对，出身贫寒，不过是个保姆。绝对不行！拖了四年之后，终于，玛利亚对查斯米尔说：“如果你下不了决心，我也无法为你下决心。”然后凭着现在对我而言是了不起的勇气，玛利亚带着微薄的积蓄乘火车去了巴黎。在巴黎她改了名字，上了索邦大学——于是走进了历史。
1893年，她成了在索邦大学第一个获得物理学学位的女性。如果您看过1943年拍摄的影片《居里夫人》，就会明白她早期做实验的大手笔，发现一个神秘的、隐藏着的新元素。有一幕，扮演玛丽的女演员格里尔·加森在一个烧锅里搅动，满脸汗水。晚上很迟的时候，玛丽和丈夫皮尔走进实验室看见试盘上凝结着一小块发光的东西。“哦，皮尔!是那个吗？”玛丽惊呼道，泪水顺着面颊流淌下来。是的，就是它——镭!
现实却要艰苦得多——也没有那么浪漫。玛丽是在1895年嫁给皮尔的，他们确实并肩工作到深夜。然而，她们的实验室是那么的简陋、潮湿，所以女儿爱莲把那儿叫做“那个糟糕的、糟糕透了的地方”。曾经有位声名显赫的科学家说过，要不是见到那张工作台，他会以为自己身处马厩。 终于，居里夫妇名扬全球，尤其他们于1903年因发现放射性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在欧洲科学界，他们成了人们祝贺的对象，到处受到盛情款待，在巴黎家中受到来自远至新西兰的崇拜者的访问，来向他们致意。
然而，对居里夫妇而言，他们的成功埋下了他们悲剧的种子。记得吗，他们几乎天天都为着放射性工作。甚至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皮尔就因暴露在这种强大能量中而身患重病。他的手上和手指上有开放性的溃疡，而且走路越来越困难。1906年，他跌倒在两匹高大驮马拉着的马车的道上，一个车轮碾过他的头部，他当场身亡。 父亲死的时候，爱娃·居里还不到一岁。若干年以后，爱娃写道，皮尔的死注定了母亲生命大限的时刻：“玛丽·居里没有从年轻幸福的妻子转变为一个极度沮丧的寡妇。这种蜕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根深蒂固。孤寂和沉默的斗篷永远披在她的双肩上。”玛丽年仅38岁。葬礼后的星期天，她没有与家人和朋友们待在一起，而是躲进了实验室。在日记里，她是这么对皮尔写的：“在这鸦雀无声的实验室里，我想和你说话，实验室里没有了你，我无法应付呀。”
在皮尔去世后，他和玛丽开始的工作并未停止。因为分离了镭元素和钋元素，第二个诺贝尔化学奖荣归玛丽一人。
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玛丽意识到流动的X光机器可以拯救战地医院里面的生命。于是，她建立了一个称为 “小居里”的车队，她和爱莲亲自驾驶一辆车。 后来，她又回到自己建立的镭研究所，从事教学工作，也外出旅行、讲学，直至1934年7月4日谢世，终年66岁。死因是恶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很可能是由于她长期暴露在致命的镭和其他放射性元素的辐射中。 我所发现的玛丽·居里并非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她征服了职业上巨大的障碍，但是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现在我明白，她的一生何其复杂——的确集荣光与悲壮于一身。
Unit 7 The Art of Smart Guessing
1) 几年前，我给应聘者面试，问他们“你有什么经验？”这个问题，后来逐渐问烦了。于是，
我决定做一项单个问题的测试，从而了解这位新人是不是个善于解决问题的思考者。问题如下：
2) 您乘坐一艘游艇，横渡太平洋。驾驶员告诉您，游艇到了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的位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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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个笨手笨脚的客人不小心把一个重达12磅的炮弹掉进海里。炮弹沉到海底要多久？
在您往下读之前，请先来回答这个问题——要特别注意解题方法。
您是不是因为“信息不够”就完全瞎猜呢？您是不是过于拘泥于细节，而没能得到“绝对正确”的答案？或者说，您是不是先全神贯注在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马里亚纳海沟有多深？炮弹在水里下沉的速度有多快？——然后才敢做出估计？ 大多数的面试者就是胡乱瞎猜，心想反正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准确。很少有人愿意冒险做个估算。
这与业务或创造性有什么关系吗？关系大着呢。在现实世界里，我们经常在没有充分信息时，需要做出决定。从吃什么到怎样养育孩子，有创意的人必须自己来思考。想要十拿九稳地做出决定，您也许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做出最佳的猜测常常是您最佳的选择。 譬如说，假设需要您为一种新的电话设备撰写一份销售计划，这个设备可以将您的姓名、公司、地址和电话号码发送到其他人的电话上，既可视频显示又能打印。除了像大众供货商和电子商店这些传统销售渠道，您得了解美国究竟有多少家“电话商店”。遗憾的是，无论从市场研究部门还是从美国政府的官方数据，都查不到这个数字。那您怎么办？ 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您到当地的图书馆去，取出全国各地的几本电话号码簿，翻到黄页，然后开始数数。那么，您可以猜出在数过的每个城市里，每十万人有几家电话商店。顺便说一句，我认识的一位营销顾问为一家大型长途通讯客户正是这么做的。 这个关于电话商店的问题是科学家们称之为费米问题的例子。这是以诺贝尔奖获得者恩里科·费米命名的，他用类似的问题教授学生独立思考的方法。费米问题并不包括您所需要准确解决问题的所有信息。
据说，有一次费米问自己的大学生芝加哥有多少个钢琴调音师。要回答这个问题，他提议将问题分解成比较小的、比较容易处理的问题，然后鼓足勇气做些猜测和设想。芝加哥有多少居民？三百万是个合理的估计。每家有几口人？假设平均四个人。有多少人家有钢琴？比如说三家里有一家。那么，芝加哥大约有250,000架钢琴。每架钢琴多久调一次音？或许五年一次。那就一年调50,000次音。一个调音师一天可以调几架钢琴？四架？一年几架？假设有250个工作日，一个调音师一年可以调1,000架钢琴。
因此，芝加哥有大约50名钢琴调音师的工作岗位——果然，这与黄页上的确切数字大致相当。
猜测的结果为什么那么的精确？这与平均律有关系。在某一点上，您的假设也许太高或太低。但是由于平均律的原因，您的差错常会被抵消。
这儿还有一道智力题。很可能您已经知道，黑颜色吸收的热量最多，白颜色反射的热量最多。但是，两者之间的其他颜色怎么样呢？您怎么找到答案呢？提示：在冬天，不太寒冷的时候。 本·富兰克林的解答简明扼要。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他在雪地上铺上各种颜色的平布。“几个小时以后，”他汇报道，“这块黑色的，接受的阳光最多，下沉到阳光晒不到的地方；深蓝色的，几乎低到同样的位置；浅蓝色的到不了深蓝色的位置；其他颜色的，颜色越浅，下沉得越少，而这比较白的还在雪地的表面，根本就没有下沉。” 我最喜爱的猜测者是发明家斯坦·梅森。他发明了微波餐具，为将食品放在烹调最佳的位置上而专门设计的。 要做到这一点，梅森需要知道微波“热点”的位置——就是微波光线以最高强度集中到食品上的地方。为了找到答案，他把没有爆的玉米粒一层层地放在微波炉中，观察哪些玉米先爆。他发现了微波炉最热的微波光线的分布：不是在角落上，也不是在中央，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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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蘑菇云的形状。
于是，他就设计了符合这个分布的烹调盘子。他很聪明地凭借近似的方法获得了答案，而不是用复杂的科学实验设备算出来的。 费米完全会赞同的。
顺便说一句，马里亚纳海沟大约深6海里，炮弹每秒钟下降10英尺。因此，炮弹沉到沟底需一个小时左右。
这个猜得出来吗？如果您知道地球的最高点珠穆朗玛峰是29,000英尺，您也许会合理地得出结论：最低点大约也是这个距离。然后，您可以想象，一个重物需要1秒钟掉到10英尺深游泳池的底部。这样估计的话，您将得到接近正确的答案。
Unit 9 Kids and Computers: Digital Danger
1) 有一句众人皆知的俗语：“玩是孩子们的工作。”研究儿童发展的人告诉我们，孩子就是
在玩的过程中培养技能和世界观，并由此决定他们长成怎样的成人。比如说，扮家家或假装上学帮助他们“尝试”妈妈、爸爸或老师的角色。体育活动帮助他们养成协作精神，学会作为团队一员的工作方法，以及培养自信心和光明磊落意识。甚至独自一人开展的活动，像阅读，让孩子们接触更为广阔的世界，鼓励他们养成对更多人富有同情心。 2) 然而，近几年来，其他的娱乐形式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现在有许多孩子，
电脑活动和电子游戏占据了他们的许多——甚至所有的——时间，以前这些时间是花在比较传统游戏上面的。现在长大成人的是第一批玩“任天堂”的孩子，是一代凭借玩“虚拟男孩”和“致命战斗”养大的，而并非靠打垒球或看连环画《维格列大叔》带大的。这种“玩”的理念上的变化对孩子产生了什么影响？社会科学家、家长，还有脱口秀专家在未来的岁月里将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不过，我们可以开始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3) 虽然电子娱乐也许是很有趣，也很富有创意，但是，一旦沉湎于这种形式的娱乐，孩子
以及他们生活的社会必定是输家。与传统的游戏和玩具不同，“联网”的娱乐形式会造成孩子缺乏想象力、社会生活不成熟，以及对身边世界毫无掩饰地麻木不仁的后果。 4) 看着一个孩子抓起一团橡皮泥，开始试着让它滚动起来。开始是一个普通的球，接着变
成了一条蛇。这条蛇或许会变成8字形或一个手镯。孩子把手镯的上端卷起来，做出一把茶壶，她用这把茶壶举行一场假装的茶话会。接下来，她把茶壶又捏成一团，或许再做成雪人、马头、小兔子、海蛇，或者摩天大楼。除了用自己的双手、一团用面粉和盐混成的不值钱的一团东西，她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就可以做出一个世界，为之制定规则和创造居民。等她玩腻了，可以把它再次捏成没有形状的一团，等待下一次的创作冲动。玩耍橡皮泥还会激发其他的兴趣 —— 她可能会用建模黏土做一样东西，烤制成一个永久的形状，或者图画，再或者纸浆制品。虽然她对自己做的事情没花太多的心思，但是她学会了有价值的东西：我是个创造者，我能给自己的想法赋予具体的形状。
5) 然而，电子游戏很可笑，是人为编程的，给人创新性的假想。玩游戏的人每一步有各种
选择：要进那扇门？要用哪种武器？要阅读哪条线索？但是，这种选择，与鸽子口啄杠杆得到一粒玉米的选择是同样的道理。玩游戏的人与游戏操纵杆一样，都是游戏的工具。她那短暂的快乐是无法让她满足的，因为游戏带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成就感，只不过是迷迷糊糊地看着别人创作的东西展现眼前的一种体验。那一团橡皮泥要是交给在电子游戏贫乏的冒险经历中长大的孩子，很可能看到一脸茫然，还有犹豫不定的问题：“我用它干什么啊？”玩电子游戏的人吸取她自己的经验：我不创造。我让别人的创造发生在我的眼前。
6) 那是一个秋天美丽的周六，有一群孩子临时组织了一场足球赛。突然他们为足球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