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还田的基本规定。对于露田与麻田，必须按照前述规定还田。桑田 (或榆田) “皆为世业，终身不还”。第三，授田与还田的特殊规定。第四，官吏的公田规定。
10、唐朝的均田制，与前代相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明确取消了奴婢、部曲的受田。第二、除寡妻妾以外，一般妇女不再受田。第三、和尚、道士、尼姑、女冠都可以受田，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寺院经济的发展。第四、各级官吏普遍授给大量的土地，职位愈高受田愈多。第五、唐代均田制放宽了对受田买卖的限制。它为土地兼并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助长了官僚地主、豪商巨贾以及僧侣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势头。同时也为均田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11、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
12、“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 他在高度肯定富人有功于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即使“乃其豪暴过甚兼取无已者，吏当教戒之；不可教戒，随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则止矣”，也绝对不能给以打击。叶适还阐述了具体“保富”的方式：(1)积极鼓励富人商贾从事贸易贷放经营。(2)他主张在政治上使富人能得到参加政权的机会。
论述
1、西周统治者非常重视和强调农业生产，把重农作为基本国策。但重农的同时绝不轻商，肯定农、工、商、虞都是社会所必需的，说明西周还没有抑制工商的思想。
荀子说：“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 (《荀子?富国》) 荀于是古代中国真正的重农主义者，肯定农业是财富创造的直接而唯一的根源。为增加国民财富，荀子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工商业。春秋战国以来对待工商业的态度，在荀子这里才起了显著变化，形成一种重农抑工商的新趋势。但是，荀子不根本否定工商的社会职能。商鞅重农，以发展农业生产为富国的唯一途径，但他把农看作是为战服务的，把农战政策看作是实现国富兵强的唯一政策。在提倡重农的同时，又主张对工商业加以禁限、打击，他提出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包括限制商人经营范围、加重商人所负担的徭役等。主张对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征收更重的税，主张“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粟?外内》)，“重关市之赋”(《商君书?垦令》)。为维护农业，商鞅还提出了事本禁末、重农抑商的农商本末关系论。韩非重农抑商思想和李悝、商鞅一脉相承，但却更深刻。他明确地把“末”解释为工商业，进一步明确农和工商是本末的关系，针对它们之间的矛盾，提出了重农抑工商的主张。《管子》的经济思想还具有全面性，既重视农业在创造财富中的的基础地位，同时又看到林、矿、工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和商业对创造财富的促进作用，在农商关系方面，重农而不轻商。
汉初为了恢复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地主阶级政权，重农抑商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和强化。桑弘羊是中国古代重商理论的倡议者。
桑弘羊否定农业是创造财富唯一来源的观点，提出商业致富论。东汉时期的王符对于以往的农本商末的思想进行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农、工、商各有其本末，并非凡农皆本，凡工商皆末。
唐、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思想家在逐渐否定和批判传统“讳言财利”思想的基础上，纷纷重视商业经济，并出现了许多崇富的观点主张。
2、土地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土地所有权的国有以及国家所有权的主导地位构成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总体特征，尽管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一系列的土地制度变革，土地私有得到了确立，但是土地的分配始终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国家致力于对私人的土地所有权进行限制，这种情况从秦汉开始一直到晚唐时期才有所改变。
井田制理想；董仲舒认为土地兼并产生的根源在于土地的私有，同时他还指出土地兼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即贫富对立和封建统治的不稳固，而解决土地兼并的措施就在于限田。“限民名田”是指对私人占有土地进行一个数量上的规定。“宜少近古”的意思是说合乎井田制但却不必回复井田，实际上是借井田制的古意来宣扬自己反对土地兼并的主张。王莽坚持认为土地买卖是导致兼并的原因，其构想的土地分配方式并不是对井田制的恢复，因此“王田制在实际上仍是另一种方式的限田制度”。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颁布实行的占田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由政府颁行的土地制度，最主要的内容是明确规定了对王公贵族和一般农户的土地限额。北魏开始的均田制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土地制度之一，在300多年的时间里，均田思想成为主宰中国的土地分配思想，并对此后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都提出了“均田”的要求，而近代洪秀全、孙中山等人对于土地问题的思考，也莫不打上了均田的烙印。
3、义利观是孔子经济思想的灵魂，是儒家对物质财富的基本态度。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孔子把财富和伦理观念严格结合起来，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里，他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看作是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自然倾向。“子罕言利”。伦理对财富获得的限制，意味着财富的获得要服从于伦理标准，即相对伦理规范而言对财富的追求要退居于次要地位。
墨家和儒家一样是战国时代的显学，是与儒家对立的一个重要学派。墨家是小生产者阶层的代表。墨家是最早的公开以利为哲学基础的先秦学派。不同于儒家的义利观，墨家以利为社会伦理的基础，以利不利于人为判断义与不义的标准，利于人就是义，不利于人就是不义。“所谓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耕柱篇》)“义，利也。”(《墨子?经上》) 墨家言利的最重要方面是主张“交相利”。其基本内容是“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交利必须做到人己两利，更不能亏人以利。
孔子坚决不赞成儒者或士人阶层直接参加生产。而墨子学派亲身参与生产且自苦为极。
墨翟认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决定于“生财”(生产)和“用财”(消费)
两个方面的情况和相互关系。他称：“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七患》)农业生产搞得好而财富的使用或消费又适当，财富就能充足。墨翟认为，要增加生产，则要增加劳动力，强调“赖其力者生”(《墨子?非乐上》)，而不是提出改进生产技术。所以，墨翟在先秦诸子中是最主张增加人口的，并提出了很多增加人口的具体措施。另一方面就是主张节用。他认为：“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墨子?七患》)就是说，尽管生产得很努力，如果消费得多，仍无法使财富丰裕，因此，要实现国富，决定性因素在于节用，只有节用才可使财富成倍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