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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水根：江西宗族研究综述
的南迁以及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崇祖、联宗、重教等特色,现代赣南客家宗族制度的复兴难保持其原有的特色。曾小锋在《传统与嬗变:明至民国时期赣南农村宗族的历史考察》①中，试图以地方志为主的资料，梳理赣南农村宗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特点。饶伟新的《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②一文，则通过考察明清赣南乡村围寨的构筑和乡族武装力量的崛起，探讨宗族势力的发展与宗族聚落的形成，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华南地区宗族发达并与村落重叠的社会人文现象；文章认为自明中叶以迄清代,险恶的地理生态环境和长期的社会动荡,使得赣南乡村构筑大量用于军事防卫的乡村围寨,在这其中宗族的力量得到不断的发展,且呈现出军事化和割据化,成为乡村社会中的支配力量，这直接导致聚居宗族形成与强化,而这一现象在华南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赣南为形势派风水发源地与兴盛之处，宗族、风水与族谱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温春香的硕士论文《风水与村落宗族社会》，③以“风水村”兴国三僚为考察中心，将地方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对风水与村落宗族社会的关系进行考察，描绘了三僚曾、廖两族千年的发展，并着重分析讨论三僚曾、廖两姓在江西形法派风水术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作者认为，风水作为乡民自觉的信仰，在宗族生存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周建新的《客家族谱中的风水书写与文化解读》，④通过对赣闽粤边区客家族谱的考察，发现客家族谱存在风水方面的记载和描写，透过客家族谱里的风水书写，客家宗族的活动以及隐藏其背后的父系理念和历史意识得以凸显，为我们理解客家传统社会文化提供另一个视角。李晓方则在《地方县志的族谱化:以明清瑞金县志为考察中心》⑤一文中另辟视角，在对明清瑞金地方志的考察之后发现，控制着县志书写权的强宗大族及其结成的姻亲集团,垄断县志编修的新增内容,使得明清瑞金县志私家族谱化；文章认为,地方县志的族谱化是方志发展的内在理路与明清时期宗族观念的强化、地方官绅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等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结果。
其他相关的研究还有，刘晓春的《历史与文化的互动———一个赣南客家家族制度的个案研究》，⑥
考察了赣州宁都的一个村落中国的家族，认为对于家族制度研究，很难有一个全面概括村落家族特点的范式能对村落家族的研究提出一个劳永逸的研究思路。黄志坚、黄志繁的《清代赣南的乡族势力与农村墟市》⑦一文，认为清代赣南的农村墟市的建立、发展和管理是与乡族势力联系在一起的。谢庐明的《传统与变迁:赣南客家家法族规的地域性分析》⑧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族规家训无论是从规范的范围,还是从规范的观念和功能等方面,都与旧族规家训有着根本的不同。肖文礼则以音乐学的角度，在《赣南客家宗族祭祀仪式音声的考察与分析》⑨中，发现客家音乐文化的研究价值，能透过复杂而多元的表象，在思想行为的解析中，获取更多关于客家人的宏观认识。罗勇在对上犹营前多年的田野调查之后，在《传统客家聚落中新老姓氏的生存竞争与调和共处———以上犹县营前镇为例》⑩一文中，提出客家聚落中的新老姓氏共处一个社区,为求生存而竞争,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相互包容、共同发展的一面,其姓氏斗争与宗族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历史内涵十分丰富。
2、抚州宗族的研究成果
①曾小锋:《传统与嬗变:明至民国时期赣南农村宗族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2014年第1期,第96-100页。
——以赣南乡村围寨为中心》,《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第95-103页。②饶伟新:《明清时期华南地区乡村聚落的宗族化与军事化—③温春香:《风水与村落宗族社会》,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④周建新:《客家族谱中的风水书写与文化解读》,《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3-19页。⑤李晓方:《地方县志的族谱化:以明清瑞金县志为考察中心》,《史林》,2013年第5期,第78-88页。
——一个赣南客家家族制度的个案研究》,《新国学》,2001年第1期,第374-429页。⑥刘晓春:《历史与文化的互动—⑦黄志坚，黄志繁:《清代赣南的乡族势力与农村墟市》,《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35-136页。⑧谢庐明:《传统与变迁:赣南客家家法族规的地域性分析,《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46-49页。
——以上犹县营前镇为例》，《历史文献研究》（第三十辑），2011年。⑨参见罗勇:《传统客家聚落中新老姓氏的生存竞争与调和共处—⑩肖文礼:《赣南客家宗族祭祀仪式音声的考察与分析》,《音乐研究》,2010年第6期,第30-37页。
抚州，位于江西东部，古称临川，自宋以来名人辈出。抚州的宗族研究集中在乐安县的流坑村，直接的原因在于对流坑村本身的考察和宗族文献的收集开展较早。
关于流坑的宗族研究包含多个方面，梁洪生的长篇论文《江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以流坑村为例》①讨论流坑明中期的乡族建设，以扎实的文献资料结合多年的实地调查，考察了江右王门学者对流坑的关注、流坑村的整合与宗族组织的形成、祠堂、族谱等各方面的情况，认为明中期因商业董氏力量增强，宗族组织得以完善，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之一，而这反映了明中期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基层社会控制逐渐减弱的过程。与梁文同期发表的邵鸿《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②一文，通过对流坑村获得的有关材料加以排比，对流坑中的各类会社组织加以分析，认为流坑各种会社组织在商业繁盛的背景下兴起，到清代前期会社组织有了显著的发展，而认识理解它们的关键在于会社与宗族之间的关系。殷剑、吴娜的《试论乐安流坑祠堂祭祖风俗中的宗法问题》，③
考察了流坑的祭祀问题，认为乐安流坑村是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族组织,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祠堂祭祀习俗和历史文化遗迹。肖文评则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了流坑的商业与宗族发展的关系，在《地方贸易发展与宗族复兴———以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乐安县流坑董氏为例》④一文中，作者认为，入清以来流坑董氏宗族科举业衰落后,以宗族组织为依托,控制了乌江上游的山林和竹木买卖,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商贸也成为族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作为回报,商人积极参与乡村和宗族建设,使董氏宗族得以复兴。另外，董莉的硕士论文《风水与宗族的“双赢”》，⑤讨论了流坑村的风水与宗族的关系。隋大鹏的硕士论文《明清江西流坑古建筑与宗族文化》⑥考察的是流坑的明清古建筑。
衷海燕的《清代江西的家族、乡绅与义仓———新城县广仁庄研究》⑦一文，则考察抚州新城广仁庄，文章认为广仁庄为新城县中田镇的两大家族倡导建立的乡族义仓，不仅是社区性的救灾机构和粮食储备系统，而且广泛资助各种慈善事业、公共事务，对社区生活实行了全面的干预，成为社区权力中心。
3、吉安宗族研究成果
吉安，位于江西中部，古称庐陵，人文荟萃之地。
梁洪生的《“盆地结构”：支流流域、家族生存与革命———对青原区“历史文化”与革命的一种“结构性”解释》⑧一文另辟新境，尝试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地方大族的基本生存场景和发展历程，从历史文化“发达”到“革命”之间的某种逻辑，提出“盆地结构”这一概念，作者认为这是“江西”之所以区别于东南沿海诸省的一种“带有规定性的地形和生存结构”。
关于吉安地区宗族研究，衷海燕从多方面讨论吉安的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在《书院、王学与宗族社会———以明清安福县识仁书院为中心》⑨一文中，出该书院最大的特点是与乡族社会有紧密联系，它的兴建端赖于当地各大宗族的积极参与，书院整合乡族秩序，各大族捐的田产能以书院的名义而免役是其得以维继的根本，书院的祭祀系统加强了各族的认同感,进一步整合了乡族的力量，清代以后,识仁书院多次重建,然而书院也基本上由原来的学术教育组织,而完全变为乡族组织；
①梁洪生:《江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以流坑村为例》，《新史学》,1997年第8卷1期，第43-87页。
②邵鸿:《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51-60页。
③殷剑，吴娜:《试论乐安流坑祠堂祭祖风俗中的宗法问题》,《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104-107页。④肖文评:《地方贸易发展与宗族复兴———以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乐安县流坑董氏为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75-80页。
⑤董莉:《风水与宗族的“双赢”》,赣南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⑥隋大鹏:《明清江西流坑古建筑与宗族文化》,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⑦衷海燕:《清代江西的家族、乡绅与义仓———新城县广仁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40-48页。⑧梁洪生：《“盆地结构”：支流流域、家族生存与革命———对青原区“历史文化”与革命的一种“结构性”解释》，载王宪魁主编：《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344-352页。
⑨衷海燕:《书院、王学与宗族社会———以明清安福县识仁书院为中心》,《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102-105页。107
地
方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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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代中后期安福邹守益家族为例》在《江右王学的学术传承与地方宗族的乡村实践—①
一文
中，考察明中叶以后,江右王门学在学术思想草根化过程中,将学术之与地方宗族紧密结合,加快宗族内部整合,使宗族更主动地承担起乡里的责任,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邹守益及其家族以书院为依托,以讲会为形式,以乡村事务为己任,不仅将学术思想转化为“化乡”理念,付诸于乡村社会实践之中。《清代江西漕运军户、家族与地方社会———以庐陵麻氏为例》②则对明代军户江西庐陵麻氏进行考察，通过论述庐陵麻氏承担和应对漕运的办法,让我们理解清代江西卫所漕运体系的实际运作，而麻氏的宗族建设及其发展,反映了漕运军户家族的地方化过程。三篇文章以具体的个案为例，从书院的建设、学术的传承、军户的漕运为角度，微观的透析了宗族与地方社会的运作。
下面三篇文章都以泰和为讨论中心。宗韵的《家族崛起与地域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以明代永乐、宣德之际江西泰和为中心》，③以明代永乐宣德之际的江西泰和县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永乐、宣德之际崛起于该县的35个代表性家族的分析,作者发现:儒、富、贵几种社会资源是家族崛起的重要条件,它们之间相互为用的关系，又是崛起家族将既有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而实现再生增殖的根本机制，在家族崛起的过程中,其拓展社会资源的方式基本不受制度约束,这最终致使泰和地域社会资源分配格局呈现由分散到集中,乃至垄断的样态。郭宇昕的《明代江西宗族建设个案研究———以泰和郭氏宗族为例》④一文通过明人文集中所见谱牒序文及地方志的记载,对泰和县宗族——以泰和〈南冈周氏漆田学个案———郭氏宗族建设进行研究。周兴媛的硕士论文《族谱中的女性—士派三次续修谱〉和〈水北四修族谱〉为例》⑤则具有创新性的讨论族谱中关于女性的记载，作者注意到新撰修的族谱将女性容纳进来，将宗族妇女的讯息丰富起来，还出现以女子继嗣的现象，作者认为泰和县新纂修的族谱兼具这种现代性和传统性。
另外，施由明的《试论中原移民与赣中世家大族的历史形成》⑥认为唐宋中原移民开基赣中,以耕读传家和科举仕进为生存方式,从而形成了赣中多世家大族。耿艳鹏的《小姓大家族———万安县潞田村衷姓家族文化研究》⑦考察了万安潞田衷姓唐代从福建迁来至宋明,从一小姓发展为大家族的过程及原因。
4、江西其他地区的宗族研究成果
梁洪生在《从“四林外”到大房: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题》，⑧结合20世纪中期以来鄱阳湖区渔业生产环境和秩序的剧变及渔业资源争夺问题,解读两修《张氏宗谱》，认为1946年修谱时才有条件地把\三张\渔民世系收为大房,折射出光复之后地方家族势力的新举措。郑锐达的《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时期江西袁州府研究》⑨一书，是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上推陈出新的学术著作，对了解清代至民国期间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移民与土著关系是有所启发，其提出的诸多新观点也深化了图甲制度移民宗族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施由明的《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自治机制———以万载辛氏宗族为
輥輯
例》⑩和《明清时期宗族、乡绅与基层社会———以万载县辛氏宗族以例》訛两文，均以万载辛氏为考察
中心，透过这一个案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剖析明清江西的农村社会状况。
——以明代中后期安福邹守益家族为例》，《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4①衷海燕：《江右王学的学术传承与地方宗族的乡村实践—期，第35-41页。
——以庐陵麻氏为例》,《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6期,第14-20页。②衷海燕:《清代江西漕运军户、家族与地方社会———以明代永乐、宣德之际江西泰和为中心》,《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第68-76页。③宗韵:《家族崛起与地域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以泰和郭氏宗族为例》，《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2年第3期,第186-187页。④郭宇昕:《明代江西宗族建设个案研究—⑤周兴媛:《族谱中的女性》硕士,上海师范大学,2012.
⑥施由明:《试论中原移民与赣中世家大族的历史形成》，《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第4期，第28-31页。——万安县潞田村衷姓家族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第89-104页。⑦耿艳鹏:《小姓大家族———兼论民国地方史料的有效性及“短时段”分析问⑧梁洪生:《从“四林外”到大房:鄱阳湖区张氏谱系的建构及其“渔民化”结局—题》，《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76-92页。
——清代至民国时期江西袁州府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⑨参见郑锐达：《移民、户籍与宗族———以万载辛氏宗族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第135-138页。⑩施由明:《试析清代江西宗族的自治机制———以万载县辛氏宗族以例》，《农业考古》,2008年第4期,第97-109页。輥施由明:《明清时期宗族、乡绅与基层社会—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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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江西宗族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以上所列虽然未必包含所有有关江西宗族研究的成果，但是专门的江西宗族研究基本上都有所介绍。纵览江西宗族研究的成果，有以下主要的特点与不足之处。
首先，江西宗族的资料较早整理，成果较多，特别是成系统赣南地区的宗族村落的调查；但是除了梁洪生的江西公藏机构族谱调查是专门的研究，其他都是透过宗族村落的调查，研究地方社会的民间信仰。而对江西民间的海量的族谱未引起足够的调查整理。
其次，从时段上来讲，江西宗族研究基本上在明清以后，而作为唐中后期开始迅速得到开发的区域，从这一时期至元代的宗族研究还未有太多的成果出现。
再次，有关江西宗族研究的成果数量较多，涉及的主题众多，然而很多研究都是泛泛而谈，最为明显的就是大多数的论文所涉及的时空范围较大，而所用的材料未见族谱等最基本的宗族文献；涉及的主题祠堂、族谱、宗族教育等方面，不一而足，但还有些领域尚待开发，比如江西这一区域内，各地宗族之间的对比研究。
最后，江西的宗族研究集中于赣南、抚州等地区，其余地区的宗族研究还需深入挖掘。
总之，作为地理上自成单元、宗族典型分布区域的江西，其研究成果与相邻省份如广东福建，相距甚大，这与江西自近代以来的衰落相关。然而要深入了解挖掘江西文化，这是一项必须的工作，所以还需建立在族谱等宗族文献基础上的更为精细的宗族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刘丽）
ASummaryontheResearchoftheClaninJiangxi
YangShuigen
（CollegeofHumanitiesandCommunicationsofShanghaiNormalUniversity,
ShanghaiChina,200234）
[Abstract]SincethemiddleperiodofTangDynasty,rapidlydevelopedJiangxiprovinceshasbecometypicaldistributionoftheclanintheYuan,MingandQingDynasties.TheclanmaterialinJiangxiwassortoutearly,andalotofresultshasobtained,especiallyinvestigationonclanvillagesinsouthernJiangxihasbeenasystem;butinadditiontoLiangHongsheng’sinvestigationisspecializedresearch,theotherareallthroughtheclanvillagesurveytoresearchthefaithofthelocalcivilsociety,whilemassiveJiangxifolkgenealogyhasnotcausedenoughattention.Asageographicalunitandtypicalclandistributionarea,thereisabiggapbetweenJiangxiandneighboringprovincessuchasGuangdong,Fujianontheresearchresults,whichisrelatedtoJiangxi’sdecadenceinmoderntime.However,itisanessentialtasktounderstandJiangxiculture,which,soitisnecessarytobuildmoreelaborateclanresearchliteratureonthebasisofclangenealogyandsoon.
[Keywords]Clan；Research；Jiangxi；Summary
地方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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