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专题研究
班级：14级公共事业管理 姓名：金鑫 学号：1443102000203
政治的道德与道德的政治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化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的出现很多政治与道德的冲突与矛盾。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政治的道德和道德的政治，换句话说，就是政治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政治化。
政治与道德这本事两个毫无关系的词。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却一直纠缠在一起，像是千年宿命一样。无法摆脱儒家传统的思想中提出要“以德治国，君师合一”。到21世纪后人大代表提交的议案中《关于设立雷锋奖与时俱进弘扬雷锋精神的建议》。“政治”与“道德”始终牵挂在一起。
政治与道德，一个依赖于强制，靠的是纪律。一个是依赖于舆论与良心，主要靠的是自律。这本来是两个相反的方向，却还是活生生的被人牵扯到一起。
近年代，各省的政府机构探索、创新、改革，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来增强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企图营造一个道德良好的社会氛围。这个动机是好的。可是，往往会适得其反。人心是由道德来约束，如果人心由政府来管治，则必然会出现事实上的政治合一现象，与现代的宪政理想背到而驰。这样会导致什么结果，是“焚书坑儒”还是“文化大革命”。这个我们无从得知。政治与道德产生的结果到底是好还是坏，主要看它的“教育功能”而不是“约束功能”。政治能够对整个社会道德风貌产生重大的影响和巨大的辅助作用。一个政府，公正、廉洁、高效，它的一言一行必然会引导人们朝着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迈近。如果一个政府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它拿什么去教育人们，拿什么去引导人们。翻开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我们就能知道政治对个体道德的作用窥其一斑。其实最大的犯罪者是政治，为了争权夺利政治就会泯灭良知，成为最大的犯罪者。恶劣的政府造成的后果就是人民道德水平普遍降低，最后导致社会的毁灭。每一次丑恶的政治运动后的结果是道德滑坡、道德冷漠和道德虚无主义。这样的惨重代价。为什么政府还是要把政治与道德联系起来呢？难道真的是为了约束通知人心吗？
“以德治国，君师合一”，虽然这个理念是有益与人民的。但是，从国家的治理方面来看，真的有利于一个国家的治理吗？如果一个国家仅仅讲“德”。那么这个国家还有“法”吗？这个国家还能正常的运行下去吗？汉朝的察举制，我觉得这是个很可笑的选官标准。他们优先考虑的是你的“德”而不是你的能力。我曾经看过一个很可笑的故事。在汉朝有一位穷人，他对国家的管理、四书五经等一窍不通，但他却被选为二品官。他唯一胜出的筹码就是“孝”，对他母亲的“孝”
道德与政治虽都依附人类自由、幸福和完善。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各有不同的目地、功能、手段、界限，企图把二者融为一炉直接统摄只能于二者都有损害。既得不到好的道德，也得不到好的政治。
道德活动具有自身性特征，尽管道德说教反感自私，而政治活动具有他者性特征，尽
管政治说教中最常见的一个词是“同志”。人们实际上是按“如何自处”的模式来建构道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道德，他首先遇到的问题不是如何与人相处，而是如何自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视为一条金规则，视人如己（另一个自己）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亚里士多德说，朋友就是另一个自己。从道德观点看，没有比朋友关系还要好的人际关系。道德是柔性的，因为我们本来不将自己作为敌人或对手，其中没有多少血雨腥风的东西。道德活动特别强调理性和自由的作用，因为一个人不管如何都要主宰自己。关于道德行为的说明是一种理由说明，自由意志和规范性是道德活动的基本要素。
政治活动则截然有异。人们实际上是对“如何与人相处”的模式来建构政治的，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一个人道德遇到的问题不是如何自处，而是如何与人相处。政治是刚性的，其中充斥了残酷的东西。政治活动特别强调
真理和自由的作用，因为一个人不管如何总是受种种异己的因果所左右甚至所主宰。关于政治行为的说明是一种因果说明，因果性和规律性是政治活动的基本要素。讨论政治，首先我们不问“应当”如何，而问“实情”如何。
对上述观点的典型反驳是，道德与政治之间并不存在如此鲜明的对比。我的回答是，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人们以讲道德的方式讲政治，反过来又以讲政治的方式讲道德，所以导致了道德与政治无法区分的后果。比如，在一个有着长久“家天下”的政治传统内部，人们习惯于以讲道德的方式来搞政治。“家”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体的扩大，而“家天下”又进一步将小家扩大到大家（国家）。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关于政治所谈论的东西，也就是那些关于道德所谈论的东西。在家天下的范围内，政治问题被道德化，“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被以“如何自处”的模式解决。然而政治活动本身就涉及到权力上的党同伐异、敌人斗争，所以那些柔性的、甚至有些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要么沦落为有利于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要么成为一种与实际的政治博弈毫不相干的书迂腐观点。
将政治问题道德化的问题不限于“家天下”的政治传统。在西方传统中，也有一股将政治问题德性化的传统，柏拉图的《理想国》探讨基于德性建立的理想城邦的可能性，康德的政治哲学也被称为一种道德政治哲学，也就是试图为政治活动找到一个普遍必然的道德基础。对他们来说，没有道德的政治活动是不可思议的。用中国古人的话讲，没有仁义，与禽兽何异？
然而，人类对与禽兽的超越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历史过程。从理想角度讲，人们似乎更愿意生活在一个仁义盛行、德性治国的社会里。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应当视而不见，也不应当作简单化的抹平处理。当过于完美的理想遇到过于不完美的现实时，这种撕裂不仅戕害了现实，也同时会伤害人们对理想的激情。我们无法想象一种毫无理想的生活，也无法想象一种单靠理想的生活。人是一个彼岸与此岸的矛盾统一体，为了生活能够生活在彼岸，我们需要道德，而为了能够在此岸活下去，我们需要政治。所以，政治问题无被道德化解决的完美方案。
反过来，将道德问题政治化的倾向也是很明显的。首先，道德说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上“如何与人相处”的行为模式。“说教”显然是一种政治行为而非道德行为。说教的施事方显然是带着某种政治目的，道德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道德的“软弱”之处本身就意味着它的推行必须依赖某些“强硬”的政治手腕。而这种人际间的道德传播的方式本身就是非道德的。道德应当是由内而外的。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政治问题道德化所导致的问题又居然反过来要依赖道德问题被政治化的方式来解决。也难怪人们说政治与道德是无法分开的，果不其然。
西方也有将道德问题政治化的传统，比较典型的是“后果主义”的伦理学。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后果这个东西并不是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服从的是规律性而非规范性。一个严格秉持道德法则做事的人，可能导致某些不正当的后果，“好心办坏事”
情况并不罕见。但这种后果如何首先应当是政治生活所关注的。一个人无需为好心办坏事而承认道德责任，当然他可能为此承担政治责任。这不是说道德是可以免于运气的，而是说道德受运气因素影响的方式与性质应当区别于政治活动受运气因素影响的方式与性质。也不是说道德生活中就只有理想主义没有现实主义的地盘，而是说即便是道德现实主义仍然有自己的原则，然而政治活动并没有这样的原则。
当然，政治活动也有自己的原则。混淆道德与政治的方式之一便是将这两种原则混淆起来。比如，“（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勿说谎”、“（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信守承诺”这些表面上看来属于典型的道德原则的东西，其实具有深层次的政治原则的性质。判断一条原则是否具备充当道德原则的资格，检验标准是判断在现实中是否有人将它的反面作为行为的原则。比如，我们要判断“勿说谎”能否作为一条应当被普遍遵循的道德原则，可以通过这一方式来检验：判断是否真的有人将“要说谎”（或“勿说实话”）作为一条行为准则。如果我问一个声称自己从来不说实话只说谎言的人“你从来只说实话不说谎言吗”，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至少他这句话是实话而不是谎言。所以，任何情况下只说谎言不说实话即便在逻辑上也不可能。既然本来就没有人将“勿说实话”作为行为准则，那么将“勿说谎”作为道德原则的意义何在呢？
那些无资格成为道德原则的行为准则，恰好有资格成为政治准则。当然这里的政治不局限于国家政治或国际政治层面，它还包括人际政治和群际政治。当有些人或政治组织有充分理由认为告诫他人（未必同时也告诫自己）“勿说谎”对于自己“如何与人相处”即政治活动有利时，“勿说谎”就成了一条政治原则。
道德问题政治化的方式之一便是“算计道德”。当一个人将自己当作别人，以对待别人的方式对待自己时，他就难免用算计他人的方式来算计自己，后果主义伦理学可能存在这种嫌疑。基于后果算计的方式来进行道德抉择，这里的道德性是打了折扣的。这种道德处于将自己“对象化”，处于一种“无我”的状态。
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并不承认存在政治上的道德原则，当然也不承认永远的敌人和永远的自己人。当然不是说只有永远的利益，因为政治活动并非为利益马首是瞻。道德原则出于自律而非他律，人永远只能是目的而非实现目的的工具，在这两点上康德是正确的。但是将道德问题政治化，道德他律和人的工具化都是难以避免的。
参考书籍：博洛尔《政治的罪恶》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柏拉图《理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