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自利玛窦罗明坚等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以来，传教士的足迹何止九万里，其间所洒殉道士的鲜血何可数算。然而基督教之于中国，却仍然仿佛“观光”一回，未足介入传统文化成为其中一支主流，更未尝完全征服精英分子和底层民众的内心。利子跋山涉水远渡重洋，死的时候盼望中华归主荣耀归神。400多年过去了，利子当初所想见的现在也未能实现。近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有一个传说，“佛陀是骑着白象来的，基督是乘着炮弹来的”。后来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中，基督教的耶稣跟着成了儒教孔子的陪绑；“反帝反封建”，一个是帝国主义的鹰犬，一个是封建主义的糟粕，全数遭到掌掴。基督教和儒家在近代中国的遭遇可以做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比较，在经历了自五四到文革的历次文化激进主义的冲击之下，儒耶这对历史上的老冤家老对头，究竟何者最终挺到了当代，得以继续横生斜长。利子泉下有知，断不会料到几百年后的他遗产的继承人们将要面对比彼时复杂得多得多的文化冲突问题。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确定了“补儒、合儒、超儒”、“联合儒家，拒斥佛道”的传教策略；而几百年后的清末民初，乃至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随着儒家在国人精神界的退潮，如此策略显然out了。教会在今日，要直面激烈的意识形态搏杀，要处置教会世俗化问题，要厘清历史包袱和政教关系，等等等等已非利子时代的传教士所能想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基督教变成不再是真理了，“普世价值”才是真理；而在几百年前，基督教却是“普世价值”，是那个终极至真--也就是说，基督教中国化、神学国学化、教
会本色化，之于当下各种文明多元共在、去中心化而多元叙事的后现代社会中，是不是已沦为一个毫无价值的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或者只局限在精英学者知识分子小圈子中的神智游戏？利子在后世被称作所谓“儒家基督徒”的典范代表，是中西文明友好交流的桥梁。他对中国文化抱以的脉脉温情与敬意，常被用来批驳一些“战斗的福音派”、“自诩的改革宗”等对中国传统和礼俗大肆贬抑的激进态度。以后的基督教来华传教史上，也都因着利子的态度分裂成两派，有温和如如李提摩太的，就有基要如戴德生的；有这边厢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石衡潭博士搞“《圣经》《论语》对读”，【1】 就有那边厢成都秋雨之福的王怡长老宣布“孔子在基督里已经被定了罪”。【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