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与浙南经济模式分析
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珠江模式”。一般认为，“苏南模式”是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为主体、迅速发展为推动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是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迅速发展为推动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珠江模式”则是以外商投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多方支持（注：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浙江经济发达市县的县、镇两级政府在推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参与较深，与企业存在密切联系，形成了通过直接干预企业微观活动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传统。”（1999年浙江省重点调研课题《市县分步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对策研究》，2000年6月第82页）。即使是在被认为政府干预最少的温州地区，当地政府部门对本地企业的多种形式的保护也随处可见，如正式的减免税和非正式的减免税（包括对偷漏税的默许），还有，地方政府对本地个体私营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的默许，对低劣产品的市场保护，对非法用工的默许等等，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不可能发展这么快。在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苏南，当地政府扶持乡镇企业；在温州，当地政府扶持个体私营经济，这是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有了自己可追求的利益，利用本地区可利用的资源，发展地域经济的方法。在中国，直到如今，政
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是主导力量，不同的是，在苏南和温州，政府可以借助民间的力量，因为民间拥有市场资源和经营人才，官民合作，于是就有了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而在有些地区，如中国的西部地区，民间缺乏这种资源，当地政府只好唱独角戏，依靠国有企业，在许多场合，效果就不一样。 浙江需要能将大批多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能够让他们发挥作用的地方去的农民企业家，浙江刚好也有这么多的企业家人才，农民是分散的，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技能也是低水平的，农民企业家的领导才能和经营才能也是原始的，但这不是弱点，恰恰有许多产业许多产品是适合那些分散的中小企业甚至家庭工场中的非熟练工干的，只要低成本，就比大工厂有竞争力，比如生产低档服装，纽扣鞋袜，生活杂品，零散配套产品。又比如小商小贩，修修补补等等。农民企业家的天才或本能在于他们找到了这样的供给要素和市场需求的结合点。就这样，在一个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环境里，一大批低成本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一大批原始的具有商业头脑或商业直觉的企业家以及一些有限的资本相结合，一大批乡镇个体私营企业就发展起来了。规模小、技术落后，暂时都不是问题，只要有市场就行。生逢其时的还在于，中国整体的消费水平尚处初级阶段，低档低价的消费品，总是能找到市场，即便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强项也就是这些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事实就是这样，开放市场以来，国际产业分工的格局使得中国技术最好最先进的企业和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最严峻，
相反，技术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零（零星）、散（分散）、低（低技术）、小（小东西，配套产品）产品成了中国的拳头产品。薄弱的工业发展基础，中小企业的王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剩余劳动力，农民企业家，这些原本应构成浙江经济弱项的东西，在互相巧妙而近乎完美的结合成一个体系后，在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的配合下，成了浙江的优势。就这样，浙江在国际、国内的经济和产业分工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浙江经济成功的秘诀，是“浙江模式”成功的奥秘。不能认为“浙江模式”就是个体私营企业，浙江的优势在于浙江拥有较多的企业家原始资源，这些资源刚好又和浙江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的发展状况、劳动力供给要素和资本供给要素状况相吻合，由此生成了一大批中小型的乡镇个体私营企业，带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苏南的乡镇企业的经营层或称主导层区分为两个集团：一个是兼业企业家集团；另一个是专业企业家集团。所谓兼业企业家，是说这些企业家在执行企业家的职能时也承担地方政府或地方自治体的职能，或者说，在执行地方政府的功能时也执行企业家功能。和当时宏观环境相吻合，最先涌现的乡镇企业家几乎都是兼业企业家。在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1978～1992年）只有兼业企业家才能承担政策风险，并有获取发展乡镇企业所必须的各项资源的优势地位。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的复杂化，从兼企企业家集团中，逐渐分解出专业企业家集团。一般说来，兼业企业家集团拥有较多的组织资源，而专业企业家集团
拥有较多的市场背景、经营资源和网络（指各种可以替代或部分替代组织功能的人际关系和其他社会性网络）资源。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兼业企业家拥有较多的优势，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首先，随着市场功能的逐步完善和市场环境的形成、交易成本的下降，原来必须依靠组织才能取得的企业发展的资源，现在可以依靠市场或网络（如资本、劳动等），或者说依靠组织还不如依靠市场（如产品销售等）。其次，兼业企业家在许多场合，需要追求包括地方经济发展等多目标利益最大化；而专业企业家只要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即可。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专业企业家的目标导向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第三，随着学习过程的深化，使得更多的兼业企业家转变为专业企业家，也使专业企业家集团逐渐拥有了更多的自信。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就是在这种宏观、微观背景之下兴起的。“改制”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兼业企业家和专业企业家之间进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是将乡镇企业的主导权由兼业企业家转移到专业企业家手中的过程。在那些拥有相对较多的成熟的专业企业家的地方，“改制”就相对顺利；而在那些企业规模和专业企业家人才资源不相吻合的地方，或兼业企业家相对强势，又不愿成为专业企业。
兼业企业家和专业企业家之间围绕着利益（在一些场合，是围绕债务，即负利益）的谈判处于僵持状态时，“改制”就会遇到困难。分析不同区域的不同增长方式，就可以认识到，因为政府收益来源不同，不同的资本积累方式当然就形成了不同的政府行为。如果我们只看到政府创新，而不看到原来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资本积累方式的不同，也就很难使这些不同政府创造的不同经验具有普遍意义。不同的地方政府行为一旦制度化，就形成不同地方政府的地方制度供给，形成了不同地方的制度结构。如果不能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地方政府的制度结构提出改进意见，而只提出政府应该提供公共品、应该是“守夜人”等等原则，恐怕各地也很难参照执行。 对不同的区域增长经验作比较研究是当今
热点之一。多年来人们总在讨论比较着苏南模式和浙南模式。但为什么苏南是苏南、浙南是浙南？典型的加工贸易为什么会出现在广东珠三角？山东的经验为什么学不了？日前，中国《改革》杂志社长温铁军专门写文章回答了这一连串的为什么。 为什么苏南是苏南、浙南是浙南？ 关键是看这些地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资本积累。因为不同的地方政府，在财政制度发生改变之后，必须通过地方经济增长获得财政收益。其实仍然是以政府行为来实现地方资源向资本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占有资本增值收益。苏南地区改革开放之前属于国家工业投资的重点地区，在农村创造的内需带来的市场空间突然增加的条件下，城市工业受需求拉动就有向农村扩散的条件，因此苏南农村基本上是“复制翻版”城市加工业，而且必然以当地城市企业制度为参照系。在管理上，那些刚刚获得地方财政自主权的县乡两级政府的“路径依赖”，就是参照中央政府主导的工业化的管理方式来发展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