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政治力冲击的情形。以前的学者研究商人与政治，其实并未触及“政治”对一般商人生活、事业的冲击及其他们的反应，而是从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去假设他们应该如何行动，并根据这种假设来判断商人行为的对错。因此，笔者试图通过“移情”的办法，从一般商人的眼光来看待民国初年政治与社会的变革。 中国近世社会变迁实际上是由政治变迁与技术变迁、文化变迁等所引发的。政治秩序的崩溃，使传统无所依附。而观念与技术的引进则增加了商业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传统的商业伦理与规则似乎已不能完全有效。一方面是政治失调后引起混乱，革命者与一些知识精英给商人们带来了许多的危机，“泛政治化”或者“政治道德化”使商人们已很难理直气壮地把“赚钱牟利”作为公开宣示的目标，而须借助于所谓“商战”或者其他口号；另一方面是新派人物在“现代化”的旗帜下，不断攻击保守的商人。战争的来临迫使商人们不得不去作出紧急的反应。交易成本因为革命者的政治运动有时增加了不少，但商人却没有办法去阻止。财产权利的侵害事件一再发生，商人们不得不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产而做出种种选择。
笔者所提出的“产权与秩序”的框架，实际上与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模式有偶合之处。（注：笔者在此之所以用“偶合”一词，是因为，在接触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前，我于阅读史料的过程中便已想到此一问题。后来学习该理论，便深感其一些观点正与平时的思考相一致。）新经济史学提倡从制度入手，关注产权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注：参阅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保尔·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张炳九译，学苑出版社，1988年11月。）我们可以发现，从制度上来看，民国初年的私有财产制度在上层与下层基本上被承认，商业经营秩序基本上能保持稳定。投资虽然有风险，但是利润亦甚可观。这种制度的维系与产权的保障与民国初年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相当密切。但是民国初期的十六七年中，私有财产也遭受了政治力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其中既有打着革命旗帜的党人、高呼爱国口号的学生，亦有趁乱打劫的军人。此种冲击虽然在当时未能根本摧毁既有的社会秩序与产权制度，但对商人行为与心理影响至深，亦为此后的巨大社会变革作了充分的预演。
四、方法论的反省
方法论上，国内外学者所存在的问题很多。(28)最严重的便是根据预设的理论框架来选取特定的史料作目的性的证明。(29)所谓“史实”其实只是一些零碎的历史片断，并不足以构成一个连续体。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论者对史料的“偏好选择”，
更使其假设失去了根基。“资产阶级是如何发展壮大的”此类问题与近世中国千千万万的普通商人又有何关系呢？如果关系不大，那么作者是想说明一些什么样的历史观点或重构一些什么样的“历史真实”呢？所谓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成了一种“目的主义”或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游戏罢了。样本的“特殊性”与问题的“空泛性”往往使得作者的论断失去了基础。
笔者认为在讨论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的题目时，至少应该打破两种迷障：一、知识分子中心的迷障。(30)我们不能站在持有一定意识形态框架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来对商人进行超角色的评判。二、西方中心的迷障。我们不能以西欧资产阶级所走过的道路来比附中国商人所走的道路，“政治上为什么不能够独立？”之类的问题其实是“错置时空”的问题。
与以往的史家专注于“已被阐明的历史后果”(31)，或者根据一既定的“意识形态”（如革命、爱国等）去判断历史人物的行为的“对”抑“错”，或者根据某一“政治标准”或“西方经验”来评价历史事件的“应然”不同，笔者将关注点转入“隐藏在事件后面个人动机的形成”，及影响个人行动（或群体行动）的复杂因素，以及由这些事件所彰显的特殊意义（或普遍意义）。
所以，对“革命”“民族主义”的考察，并不是基于对这些价值观的认同，而是试图通过对事件的叙述与分析，挖掘出隐藏在其中的个人行为及观念，并进而推测社会变迁的动向。同样，对战争的关注，亦是试图通过描述商人在当时的应付策略和动机，而分析背后共存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对“战争”进行道德上的评判，或估量商人们行为的对错。笔者试图通过个案的研究来摆脱学界惯用框架的束缚，从而更深入地探讨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本文的研究虽然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所做的工作，但笔者关注的不仅仅在于商业的变化，而是欲通过商人与政治间关系的演变看出近世中国政治演化的一个重要侧面。正如T.G.威廉斯
(Thomas.George.Williams)所称：“商业史不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立存在的方面，它与社会政治的发展紧密相关，并为其作注解。”(32)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商人与政治的关系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由小商业环境的安定到大的社会环境秩序的追求，由圈外影响到圈内参与等转变。但是在民国初年，一切均刚开始，与政治社会秩序的动荡相伴的主要是商人被动的反应，而商人对小环境的保护诉求正是本人研究的重心。
史料上，尽量避免以往学者任意抽取片断史料作牵强解释的习惯，而注重于史料的排比分析，以达到可信的程度。以前论者多偏执于一家之说，而史料往往成为论点的奴隶。本人将把论点的提出构建于坚实的史料基础上，重批驳与思辨分析，而不满足于叙述史实，企图发掘出历史演进的一点真相。
最后，在篇章架构方面，论文试图通过事件的复原描述，以观察商人与政治的互动：政治运动如何影响商人，语言及行动有何表现；而商人的言行又如何对政治
运动的发展产生作用。全文的核心章节集中于革命、战争、民族主义运动这三类事件，且分别以一些个案事例为中心。尽管在年鉴学派的三层理论中，事件史处于最低层，(33)但是要分析商人与政治的互动，以事件为中心，更能将此种分析置于一动态的框架之中。然而，笔者描述事件的同时，却并不以此为最终目的，只是欲通过此一途径，来考察商人的实际政治心态，以及背后左右此一心态更深一层的经济制度与结构方面的原因，通过此一研究，笔者试图对中国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作一较“长时段”的说明，对民初所谓“军阀”时期的历史给一个重新阐释，弥补学界对民国初年地方社会抽象的看法。从而对中国近世社会变迁的脉络提出一种自己的解释，亦努力在年鉴学派所谓“心态史”及“结构史”的层面作一研究尝试。
五、一种新的历史解释的尝试
自辛亥以降，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变迁剧烈。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阶层，商人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社会变革的丰富内容。就政治层面而言，商人的反应似乎更能明显看出社会变迁的脉络。通过发掘隐藏于历史表面后一些结构与制度上因素，也许我们可以对近世中国历史有一个新的认识。
近世以来，商人与政治关系问题多被纳入种种政治舆论的评价范围。不论是晚清维新派的口中，还是在民初的革命党人的笔下，以至20年代联邦自治派的眼中，商人均以其政治保守态度而受到攻击。到1927年前后，商人更被国民党人分成“革命”与“不革命”的两派，被给予完全不同的政治待遇。商人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亦无法令后世的学者们满意，谈到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不是“两面性”的先天缺点，便是“愚蠢”或者“近视”等后天的不足。而商人内心究竟有什么想法？他们在政治运动中行为动机为何？却很少有人愿意去关注。
本研究从产权与秩序的角度，对1911-1927年间江浙商人与政治关系进行了考察。其目的是想透过历史的叙述与分析，对这一“老问题”提出自己新的解释，并从商人的角度来观察民初社会变革对他们的意义。(34)
在商人眼里，革命、战争、与民族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一面可能便是对他们的私有财产造成冲击。他们为应付这种“产权危机”，便会有种种的努力。商人的行动自然是以“私利”为根本，但是他们的挽救行动也可能会促使一种“责任群体”的实现。商人的应变行动可能会表现出一种“政治参与”的假象，但实际上近世中国商人仍然没有多少政治意识，他们对政治的关心是建立在产权是否受到波动的基础上。而一旦有低成本的维持秩序或者保护产权的途径，他们便会放弃自己的“政治参与”。对政府而言，是否能给予商人私有财产权的承认与保护，是决定其与商人关系的关键。
以前学界对民初的商人与政治关系虽然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他们的一些
解释充满了矛盾之处，亦无法将前后的历史连贯起来。笔者提出产权与秩序的解释框架，亦是试图把近世商人与政治的关系作一较长时段的考察。通过此一研究，笔者认为，自晚清开始，由于“国家”与“私利”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商人追求利润的行动并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合理性”理由，而是经济依附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口号。商人的财产权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经常受到各种政治力的冲击。于是财产权利的动摇与维护构成了近世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的核心。
（文章原刊《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