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党的建设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到１９７７年底，主要内容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争论。第二阶段是从１９７７年底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广泛开展讨论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大讨论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以“高举毛主席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为借口，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口号及方针政策，包括对邓小平的错误结论等都以毛主席有过批示为由而加以维护，阻碍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
１９７７年２月，“两个凡是”一公开提出，就引起了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忧虑。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在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７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辨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他的观点受到了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响应。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拨乱反正的好文章，促进了思想界、理论界的思想解放。
１９７７年底，中央党校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至此，一场判断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标准问题的思想政治领域的大讨论已不可避免。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谴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
党内外广大同志对文章的观点都表示赞同，并纷纷主张要按照这个观点重新检查过去的理论和实践，去辨别“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是非，处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坚持“两个凡是”主张的华国锋等人却对这篇文章提出责难，并指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要表态”，企图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压制下去。
但是，这一讨论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支持。１９７８年６月２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并严肃地批评“两个凡是”论者：虽然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只许照抄照转，不许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奇谈怪论，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思潮。它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的思想搞乱到什么程度，把我们的革命学风败坏到什么程度。因此，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进一步驳斥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