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药神》里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在《中国医生》里的多个案例里，我们看到的是被疾病拖累、拖垮的家庭，实在令人揪心痛心。纪录片中那个重度烧伤的老年患者，儿子选择强行出院，他并非不孝顺，他花光了积蓄，但他也非尽全力，因为他采访中他谈到，前几年买了房子，刚开了个厂，现在卖厂亏大了。
笔者注意到，纪录片中的案例，但凡孩子患病，家长都是砸锅卖铁、不惜一切，但年迈的父母患病，成年的子女首先权衡的是钱，是生活是否会受影响。就像徐晔医生说的，“有时候可能医术都还没有碰到瓶颈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人心的瓶颈了。”
网上有很多人指责烧伤患者的儿子。但恐怕谁也无权指责。在并不富裕的家庭里，生命的繁衍生息常常是建立在牺牲上一代的基础上，然后供给下一代；当上有（不止一个）老、下有（不止一个）小，“救不救”不只是良心问题，还是一个有限资源的可持续分配问题。
因此，不要一味去指责困境中的'人的选择，而不妨思考，人心够不到的地方，制度可以做些什么。纪录片中也透露出太多无解问题：有些病人既没有医保也没有农保，一旦重病就倾家荡产，该怎么提升基础医疗保障覆盖率?为了让患者得到更好救治，很多家属首选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家属千里迢迢地陪护身心俱疲，客观上也造成三甲医院负担过重，门诊医生要与患者充分沟通也显得奢侈，该如何均衡医疗资源?
患者的“看病难、看病贵”，与医生的“医生苦、医生累”，共同指向的是医疗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医生和患者只不过首当其冲，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比如跟付出相比，中国医生的收入水平并不算高，医生的手术费、诊疗费很低，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法体现。医院为了维持“生计”，常常是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创造利润，这就造成了药价虚高，大型检查、检验价格偏高，没必要的检查太多，由此加剧了“看病贵”。
医生的苦、医生的累是真实的，患者的痛苦、家属的焦虑与无助也是真实的。我们不能要求医生做圣人，同样也不能要求患者和家属做圣人，永远通情达理、永远临危不乱、永远笑对苦难。相反，我们要理解人性，要尊重人性的弱点，然后不断通过制度去化解人的难题，让每一个人哪怕遭遇重大疾病，都尽可能地保持尊严和体面。
但体系的调整总是滞后的，当下仍需要医生和患者去承担不尽完善的体系的代价。医生依旧会很累，患者看病还是会觉得“难”和“贵”，此时医生和患者能做的、应做的，就真的是多一点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和相互理解了。
疫情终究会过去，祝愿奋战一线的医生平安归来。但我们对医生的尊崇不应是局限于一时，而是日常；医院对于患者的救治与关怀，也不应只有经济的考量。无论是爱护医生还是怜悯患者，说到底是对人的本质性关怀，这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