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落实实施责任
落实责任是贯彻执行好《若干规定》的重要保证。要以改革的思路和创新的办法指导帮助企业强化落实《若干规定》的保障措施。比如，在“三重一大”集体决策方面，鉴于决策权是企业的重要权力，量化的标准在相当程度上是经营管理中的一个经验值，不应受到太多行政干涉，且企业因规模大小和所属行业特征、风险偏好等因素不同也难以统一量化标准，为有利于实现完善企业内控机制与加强外部监管的合理统一，可授权国有企业结合法人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模式，自行制定“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的具体范围、内容及程序等，并要求其向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报告备案。在职务消费方面，应授权企业自行制定职务消费管理办法，明确职务消费的具体项目、享有职务消费的人员范围及费用标准（额度）、企业内部审核与监督程序等内容，并向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报告备案；职务消费应当纳入年度预算，年度职务消费的情况应当作为厂务公开的内容向职工公开。在推行民主管理方面，要依法实行厂务公开，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监督作用，同时，要充分运用现代企业制度中实现民主管理的好制度好方法，依法保障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切实保护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在推行从业承诺制度方面，国有企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建立领导人员从业承诺制度，加强对领导人员离职和退休后从业限制的契约化管理，规范领导人员离职和退休后的从业行为；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每年应按照绩效年薪的一定比例提取从业承诺保证金，待承诺期满审核后返还。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在离职或者退休后从事其他工作是公民劳动权利的实现，是其基本人权，应保护。因此，在指导企业依法进行管理中，要特别注意把握离职或退休后竞业禁止的范围和时间尺度，不能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明确规定竞业禁止的范围是与原任职企业有业务关系的私营、外资企业和中介机构，时限可限定为三年。另外，在述职述廉制度方面，应规定对主动交代说明违反廉洁从业行为规范的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应从轻处理等。
（四）强化监督保障
贯彻执行好《若干规定》须强化监督保障措施。如在章程监督方面，应规定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要加强对国有企业公司章程的审查和管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构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的治理机制和权力运行模式。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监督方面，可以要求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加强监督管理，逐步探索建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在薪酬管理方面，可以明确要求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市场调节与政府监管相结合、激励与约束相统一、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兼顾、领导人员薪酬增长与职工工资增长相协调等原则，建立健全薪酬管理办法；积极探索实行年薪制、期权制、廉洁奖金等制度，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在建立健全监督协调机制方面，可以明确各级审计部门按照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权限，将有关审计结果抄送纪检监察机关和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等内容。在考察考核方面，除了《若干规定》明确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应当将廉洁从业情况作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察、考核的重要内容和任免的重要依据外，可以明确提出重点加强对作为责任主体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履行职责情况的考察考核。
（六）细化违规行为处理
明晰和规范从业违规行为处理，对增强《若干规定》的执行力和权威性作用重大。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废除后，不少企业因对自行任命的不属于监察对象的人员的处理缺乏依据而感到无所适从。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由行政化管理向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且《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均授权企业依据内部规章制度管理内部员工。因此，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应该充分尊重企业的自主经营管理权，并明确提出企业可以按照依法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对内部员工进行处理。在扣发薪金方面，应在《若干规定》明确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受到警示谈话、调离岗位、降职、免职处理的须减发或者全部扣发当年的绩效薪金、奖金的基础上，可根据情节轻重和国有资产受损程度，对哪些处理应当减发、哪些应当扣发等作出具体规定。在清退和赔偿方面，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因违反廉洁从业规定获取的不正当经济利益应当清退，给国有企业造成的损失应当赔偿。可明确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拒不清退、赔偿的，应采取扣除薪酬和提请民事诉讼等方式进行追偿。这是因为国有企业是特殊主体，承担着比其他企业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果轻易放弃追偿权，则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变相流失。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追偿不仅仅是国有企业的权利，也是其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