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金的设立不难看出区委、区政府的良苦用心,然而,通过对该基金运行情况的调研,我们发现,这并不能真正解决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首先,该基金并未公开运行,补偿力度远远不够。“我们不敢宣传,僧多粥少,担心来‘闹’的人多,经费不够用。”访谈过程中,管理者坦言。由于覆盖面广泛(范围不仅涉及刑事案件,而且包括民事案件;不仅包括审判阶段的刑事被害人,而且包括侦查、起诉等审前阶段的刑事被害人。其中主要用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 、数额有限等原因,该基金在审判阶段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方面作用甚微。从实践情况看,补偿的对象主要是那些受害特别严重、生活处境特别困难、情绪特别激动、多次信访上访的个别被害人。据统计, 2004年至今甲区法院通过该基金解决被害人补偿问题的案件一共也不超过5件。
其次,该基金操作随意性大,缺乏严格的程序规范。“能闹的就给点,老实的就什么都没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法官无奈地表示。2004年,被害人覃某遭被告人谢某殴打致重伤,法院判处赔偿原告损失13余万元。由于被告无力足额赔偿,被害人遂通过跳楼、上访等方式,甚至采取赴京拦截国家领导人专车的极端手法给政府和法院施加压力,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正是这些“闹”举,才使其获得部分补偿。
最后,该基金价值错位。从基金的名称———“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专项基金”以及运转情况可以看出,其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解决那些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着眼点在于维护社会稳定,而并未将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救助困难被害人这一“人”的因素作为根本价值取向。所以,运行中出现上述情况应属必然。再进一步讲,如此偏离“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不仅会造成运行中出现补偿力度小、操作随意等情况,而且无法从根本上和全局上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无益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其维护社会稳定的价值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第六,相关救助制度缺位,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畅通利益诉求渠道,是依法维护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基本前提。截至目前,甲区乃至深圳市尚未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济渠道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由于相关救助制度缺位,政府和法院对被害人权益的维护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遇到必须予以补偿的情况,只能采取临时措施,四处筹措,“有病乱投医”。
三、结 语
近年来,旨在对刑事被害人予以救助的国家补偿制度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各地的改革探索更是如火如荼。例如,山东青岛出台了《青岛市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难救济金管理办法》,江苏吴江出台了《不捕不诉案件被害人救助制度》,江苏无锡出台了《关于“法治无锡建设”实事工程———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和《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办法》等等。当然,一项成熟的制度仅有理论研究和各地零星的改革探索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加强立法,制定一套系统完整的被害人补偿制度。
注：
〔1 刑事被害人获得赔偿率低在全国是普遍现象。来自最高检察院的调研数据显示,全国大约有80%的被害人无法从被告人处获得赔偿,参见傅剑峰:《最高检力推被害人补偿立法》[N ] ,《南方周末》, 2007 - 01 - 18;已经开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试点工作的广东省高院的统计显示,广东省受害人无法获得经济赔偿的比例高达75% ,截至2006年年底,无法执行的刑事被害人赔偿金额高达数亿元。参见田雨:《为刑事被害人提供国家救助》[ EB /OL ] , http; / /www. sina. com. cn,访问时间: 2007 年9月15日。
〔2 〕选择此七类犯罪为分析对象的原因在于:研究被害人境遇是为推动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困难被害人予以救助。而从该制度在各国的实践情况看,多数国家仅将遭受重大人身伤害的被害人作为补偿对象。在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初始阶段,应将补偿对象限定为遭受重大人身伤害、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遗属,而此七类案件无疑是主要类型的人身伤害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