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同前注[32]，卡尔·拉伦芙书，第172页。
[37]同前注[33]，霍尔斯特·埃曼书，第416页。“对于一般人格权，即使在德国，也因其对构成要件的规定非常含糊而受到批利，认为有损法律的安定性。”参见[日]五十岚清：《人格权法》，铃木肾、葛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38]参见邱聪智：《民法研究(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39]参见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2页；郑玉波：《民法总则》，三民书局1990年版，第102页。
[40]同前注[35]，王泽鉴书，第100页
[41]同前注[25]，梁慧星书，第126-127页
[42]同前注[25]，王利明书，第160页。
[43]参见杨立新：《人格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页；姚辉、周云涛：《人格权：何以可能》，《法学杂志》2007年第5期。
[44]同前注[25]，尹田文。
[45]同前注[35]，王泽鉴书、第99页
[46]“一般人格权这一词汇，在大陆法系中，主要在德国的学说、判例上被使用，而在其他国家，人格权这一词汇的意思似乎就是德国的一般人格权的意思〕”参见前注[37]，五十岚清书，第7页
[47]冉克平：《一般人格权理论的反思与我国人格权立法》，《法学》2009年第8期。
[48]熊婿龙：《权利，抑或法益—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讨论》，《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2期。
[49][日]星歼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页。
[50]王利明：《论人格权的新发展》，《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
[51]参见姜战军：《侵权构成的非限定性与限定性及其价值》，《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
[52]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7页。
[53]参见石佳友：《当代侵权责任法的挑战及其应对——“侵权责任法改革国际论坛”综述》，《法律适用》2008年第8期。
[54][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俊权行为法》上卷，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55]同前注[35]，王泽鉴书，第68页。
[56]同前注[55]。
[57]同前注[54]，克雷斯蒂安·冯·巴尔书，第23页。
[58]参见白飞鹤：《论我国俊权法一般条救的立法模式——从一般条款对法益的保护考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59]同前注[52]，王泽鉴书，第73页。
[60]参见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146页。
[61]参见[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
[62]参见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7页。
[63]同前注[34]，薛军文。
[64]我国有学者指出，侵权法上的权利应该是外延明确的权利，排除一般人格权、营业权等框架性权利。我国法律没有采纳德国法的“三个小一般条款”的路径，也不要求对利益的侵害必须有故意，故不存在过失侵害利益情况下的法律保护空白，因而没有必要创设这种外延模糊的框架性权利。即使在德国，对于框架性权利也不适用权利侵害推定违法性的规则，框架性权利被称为“权利”实在相当勉强，完全是为了治愈《德国民法典》第826条过于刚性的弊端。因而框架性权利完全可以归入利益，不必权利化。参见龙俊：《权益侵害之要件化》，《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
[65]公玉祥：《法哲学与法制现代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249页。
[66]参见[英]裁维·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邓正来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774页。
[67][英]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汪淑钧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06--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