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起平坐说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是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基础，私法领域主要体现为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而在公法领域则主要体现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市民社会制度的核心是保护公民（市民）的基本权利，政治国家制度的核心就是控制权力、限制权力，防止权力侵犯市民权利。公私法划分的实质在于它划定了一个政治国家不能插手的市民社会领域，从而为市民社会构筑了一道防御外来侵犯的坚固屏障。公法和私法作为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两者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是平等的，既无高下优劣之分，也不应当有统率与被统率之分。作为调整私法领域的民法和调整公法领域的基本法律制度的宪法，两者之间应该平起平坐，井水不犯河水。因此，宪法与民法不是“母子”关系，民法不是宪法的实施细则；就立法层面而言，宪法以外的任何法律都应当而且只能根据宪法的原则和规定来制定，否则就会因为违宪而被宣告无效，这种观点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宪法是公法的基本法，而民法则是私法的基本法。[6]
三、民法与宪法关系之我见——兼论民事权利与宪政关系
在论述民法与宪法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当指出的是，虽然民法与宪法的关系以及民事权利和宪政的关系十分相似，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因为民事权利不等于民法，宪法也不等同于宪政。虽然民法是以权利为本位，民法最基本的职能在于对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7]但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障不是民法的专利，宪法和其他公法也保障民事权利；也并非所有的民事权利都已被纳入民法规定并完全受民法保护，如新出现的环境权、安宁权、网络隐私权就没纳入民法规范，齐玉苓案则表明并非所有民事权利都受民法保护。换言之，虽然说民法是对市民社会规则（规律）的反映，但民法绝不等于市民社会，类似地，虽然民法以确认和保护民事权利为己任，但民法也不等于民事权利。至于宪法与宪政，尽管两者联系紧密，例如只有宪政运动才可能产生宪法，而宪法产生后，宪法又成了宪政的前提条件，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活的宪法，但宪法不等于宪政，宪法是一种法律规范，而宪政是宪法之治的社会状态。
在明确这个前提的条件下，对于我们分析同样是民法和宪法之间这样一组关系，为什么会出现三种不同的观点就容易多了。原来，有些学者在分析民法和宪法关系时，将民法与宪法的关系与民事权利与宪政的关系完全等同了。
我们先来看民法至上论，即民法根本法说。我认为，该说从宪政生成史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实证态度颇值赞同，其中所述民事权利（严格说来应为民事权利精神）对于宪政（同时也对宪法）产生所起的基础性作用或者说基因功能也是言之有理，但该说将民事权利与宪政（宪法）的关系等同于民法与宪法，[ii]以致将民法视为高于宪法或者说至高无上的法，笔者却无法苟同。我认为，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民法确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因为民法保护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民事权利是人的最基本权利，是人们须臾不能离开的、每日每时都需要享有和运用的权利。尤其是在我国，由于过去不重视民法的传统以及刚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提高民法的地位或者说发挥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基本法作用实属必要。但无论如何提高民法的地位，民法还是部门法，民法要依据或根据宪法精神来制定和实施，民法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正如有学者所言，“同一方面的内容，宪法有规定的，如果民法要做进一步的规定，应该贯彻宪法相关条款的本意和精神；民法应该遵守宪法的禁止性规范，宪法未禁止即属可行。”[8]的确，民事权利的形成早于宪法和宪法权利，我们也承认宪法在不小程度上是适应有效保护民事权利的需要产生的，民事权利形成和发展是孕育宪政环境并促成宪政和宪法产生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是民事权利不等于民法，不能因此就想当然以为民法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更不能说民法高于宪法。从各国宪法产生上看，只能说是民事权利（精神）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从新产生的宪法与旧法的关系看，在革命巨变中制定的较为知名的宪法，从来没有哪一部是以旧时代的“民法”为基础的，在制宪前绝大多数国家也无所谓近现代意义的民法，而是有一些以零碎的条文或判例等形式存在的民事法律的雏形；无数的制宪史资料表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制宪者在制宪过程中曾经给予过这些民法雏形以值得一提的关注，也没有资料证明有哪个国家为制宪搜集过本国和他国民事立法方面的参考资料。[9] 现实世界中，一国在宪法公布生效、国家进入立宪社会之后，宪法在其现实性上无一例外地成了民法和民事权利的法律基础和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