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界定(4)

　　（三）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谅解 
　　有学者认为我国传统诉讼理论中没有“刑事和解”这一概念，应当将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翻译为“刑事谅解”取而代之。“在刑事诉讼中，发生在国家与被追诉人之间的‘刑事和解’与发生在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谅解’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意义，应当严格地予以区分。‘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中一直存在的概念，甚至已经在刑事自诉理论中使用。所以，将西方恢复性司法语境下的‘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翻译为‘刑事谅解’而将‘刑事和解’界定为控辩双方之间的和解，不仅能够实现刑事和解概念与民事和解概念之间的‘接轨’还有利于刑事公诉和解概念与刑事自诉和解概念之间的‘并轨’。” [12]按照该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谅解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主体、适用阶段的不同，前者是以被告人与被害人为主体，法官作为中间人，适用于审判阶段；后者以被告人与控方为主体，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 
　　（四）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院开庭审理前，提起控诉的检察官为了换取被告方作有罪答辩，提供比原来指控更轻的罪名指控或者减少控诉罪行，或者以允诺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为条件，与被告方（一般通过律师）在法庭外进行协商谈判而形成的一种司法制度。”[13]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辩诉交易主要包括指控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三个方面，它与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主要有以下区别： 
　　1、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是检察机关与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后者的主体是被告人与被害人。 
　　2、产生的原因不同，前者是在检察机关掌控的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后者是在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分，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前提下进行的。 
　　3、内容不同，前者包括指控交易、罪数交易和刑罚交易；后者仅仅是刑罚交易。 
　　参考文献： 
　　[1]陈瑞华教授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和解研讨会”的发言，见《主题研讨——刑事和解：法律家与法学家对话录》载《国家检察官学报》2007年第4期； 
　　[2]陈兴良著：《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P710； 
　　[3]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4； 
　　[4][日]青山善允、伊藤真著：《民事诉讼法的争点》有斐阁1998年版P260，转引自熊跃敏：《诉讼上和解的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2期； 
　　[5]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介评》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6]宋英辉、袁金彪主编：《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31； 
　　[7]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8]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7； 
　　[9]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103； 
　　[10]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104； 
　　[11]孙勤著：《刑事和解价值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P106； 
　　[12]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11； 
　　[13]卞建林、王立主编：《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P11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