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化范式”对中国行政法学发展的支配，造成了我国行政法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缺失
我们在学习、引进西方行政法学理论的过程中丢失了我们自己，忘记了我们自己也是本可以进行学术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今天的教科书中充斥着对西方理论框架的照搬、误用和滥用。譬如，一味地强调控权，强调服务型政府，压缩管理型政府职能等等，却忽视了对中国行政法理想图景的构建。
2.“现代化范式”对中国行政法学发展的支配，造成了部分学者关注点的偏颇
譬如，行政法学界一边倒的赞扬民主、宪政等所谓的普世价值，甚少有人对宪政、法制、人权提出质疑、反思和批判的。而实际上，西方的学术大师在他们的著作或者讨论当中，对这些内容有着许多的否定和质疑。西方在制度层面上和实践中正在不断受到质疑和矫正的东西，到了中国行政法学界却成了不可质疑的一种理想图景。
3.“现代化范式”对中国行政法学发展的支配，造成了部分学者关注的盲点
这一点其实只需观察一下现在行政法学界的论文便可以察觉。
一是行政法学论文中太多的引用和借鉴西方的文献，言必称西方，动辄引用外国行政法学家的定义和概念。
二是在很多行政法学家的学术研究当中缺乏对中国的现实行政法律世界做“切实”的关注。譬如，截至2016年底，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这在都市中行走、工作并支撑着中国劳动力型的经济的近3亿人，不是说中国政府学习西方政府，强调维护农民工权利，帮助农民工讨薪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相反，应当反观中国本身，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与城镇化要求之间矛盾的解决。
三、思索——对中国行政法学所做的主体性思考
（一）中国文明本身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文明
正如甘阳先生所说：“我们需要认识的是，中国是一个西方很不容易了解的一个文明，西方也是中国很不容易了解的，两大文明之间的差异太大……”因此，对于西方的法律文化和法律知识，可以当作资源去借鉴，而不是当作推导学术结论、制定行政法律的根据。作为一个行政法学的研究者，应当去尊重他们，去研究他们，去批判他们，但他们决不能成为学者研究的根据，而行政法学者的思想根据应该活脱脱的是当下的中国现实。
（二）应当以一种平实的态度去实践一种阅读行政法学经典与批判行政法学经典的方式
在对西方行政法学经典进行研究性的阅读和批判时，应当依凭每位学者的著作，关注产生其思想的特定时空，尤其是应当严格掌握其思想变化的具体的内在逻辑或理论脉络。
（三）中国的传统中自有许多隐含于现代的种种深厚的正面性资源
如前所述，中国行政法学者倾向于引述西方学者的著述，这点从学术论文大量的引用中就可以看出。但是，试问为什么西方的都是对的？并且对到足以引述用以支撑这论点的正确性？笔者认为，中国的行政法研究者应当更加着重于独立思考研究，着重于实证研究，从中国社会中汲取有益的根据。实际上，中国的传统中有很多正面的资源值得研究和借鉴。譬如，笔者认为，也许中国传统的“登闻鼓”制度就是中国现代特有的信访制度的灵感。
（四）行政法学的研究视野应当更宽广，立意应当更高远
研究者的目光应超越法学，注重学科的交叉融合。开放的行政法学需要更开放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应当把行政法放到社会和历史的更宏大的语境中，在行政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交互联系中进行研究。行政法学者的研究应超越行政法领域而进入法律社会学，法律文化、法制史，甚至是经济学、政治学、逻辑学等各個领域，进行科际整合，将行政法理论和中国的行政法实践结合起来考虑。
作者：姚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