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与国家管理主义范式契合的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因为公共治理的兴起而越发地不合时宜，危机四起：一是行政规制的目标与手段关系出现断裂，单一的命令———服从方式不足以有效满足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促进公共福利的社会需求。二是行政规制的形式合法性背离实质正义，法律似乎得到实施，但公共安全并未随之出现；或者虽然维护了公共秩序，但公民自由并未因此得到维护和拓展。三是理论、制度与实践三者之间的各自为战，合乎逻辑的规制理论没有能力指导法律制度安排，法律设定的规制“效力”难以转化为规制实践的“实效”，规制实践的经验教训在规制理论中得不到应有的反映，这就造成了行政规制理论的自说自话，行政规制制度安排的一厢情愿和行政规制实践的各行其是。
传统行政规制模式带来严重的规制失灵问题。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强制性规制收效甚微，规制目标经常落空。此外，还诱发权力滥用，设租、寻租屡禁不止，经济领域的过度规制和社会领域的规制不足并存，行政规制存在着结构性失衡，行政管理的越位和错位与公共服务的缺位和不到位并存。更加令人担忧的是，行政规制的初衷主要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那些因行政规制的挤占而致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的领域，会发生公共选择与私人选择的双重失效。行政规制模式的重构
这种过时的行政规制模式之所以会四面楚歌，主要在于两方面的致命性缺陷：一方面是对行政规制嵌于其中的外在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认知上存在着严重缺陷，明显滞后于公法、宪政体制、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科学技术以及自然环境等影响行政规制供求关系要素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是行政规制模式内在安排对外在约束条件反映上存在着严重缺陷，在确立行政规制的范围、对象、依据、主体、方式、结果等构成要素时，深受国家管理主义理念的支配，不能适应公共治理的现实需要。
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行政规制失灵，使得传统行政规制模式不可能通过自我调整或者小修小补的方式来摆脱危机，公共选择只有解构传统行政规制模式才能有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公共行政惟有如此才能重建权威。我们发现一种日渐明显的趋势，为了顺应公共治理的需要，人们正在重构一种混合规制模式。就其功能而言，混合规制力求兼顾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通过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来维护和拓展公民自由。就其利益取向而言，混合规制试图在兼顾公益与私益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就其范围而言，混合规制的重心开始从经济领域渐次转向社会领域，在继续关注价格规制、市场准入规制和退出规制的同时，更加关注食品药品领域、产品安全、服务质量规制。就其依据而言，混合规制法应当是国家法与社会法、硬法与软法、实体与程序法的有机结合，努力寻求行政规制权力/公民自主权利配置的结构性均衡。就其主体而言，混合规制应当从国家行政机关拓展至社会自治团体，实现政府规制与社会规制的分工与合作。就其对象而言，混合规制既要指向公民个人，更要强调对社会自治团体的规范、引导和监督。就其行为方式而言，混合规制既要保留必要的命令———服从方式，更要重视多运用利益诱导的激励性规制。就其结果而言，混合规制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相对于传统行政规制模式的对抗性、单向度、封闭性、国家垄断和形式主义而言，契合于公共治理的混合规制模式呈现出三个典型特征：一是知识上的开放性。理论、制度与实践三个层面上的行政规制模式都应当向影响行政规制关系的各种信息和知识开放，力求全面反映行政规制关系主体行为选择中的逻辑、经验、直觉、情感、个体偏好等各种因素，确立一种更加接近真实的行政规制因果关系。亦即，要反思和弱化行政规制模式在理论、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上的差异性，要求理论模式在保证逻辑性的前提下更加强调经验，制度模式在凸显价值维度的基础上更加贴近社会事实，实践模式在保持其有效性的同时更加强调法治价值，在理论、制度和实践三者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二是主体间的合作性。包括公众广泛参与行政规制规范的创制和实践过程，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规制共识甚至形成合意，建立起行政规制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在法治框架下实现国家管理与社会自治的统一；遵循大部门制取向科学整合行政规制机构，建立健全行政规制的行政协作关系。三是规制效果的可接受性。行政规制从过程导向转变为结果导向，从追求形式合法性转向追求规制绩效，通过在行政规制过程中普遍确立程序正当原则，保证行政规制关系主体展开公平公正博弈，据此采取各方都能接受、能够各得其所的规制行动，共同追求行政规制绩效的最大化，共同赋予行政规制以生命力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