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其实也有类似的例子。谁都知道中国人的规范意识非常的差，行人乱穿马路，司机乱闯红灯等现象司空见惯。遏制行人的这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严重问题，促进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有助于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2001年，沈阳市出台一部关于交通事故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在交通事故中行人违章而机动车没有违章的，责任完全由违章行人承担，机动车驾驶员不负赔偿责任。这被很多学者从尊重人的生命的角度解读为“撞死人白撞”，反对这一立法，最终也废止了这一立法。抛开学者的这一角度，其实撞死人白撞的法律能否真的取得促进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效果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行为人按照习惯性做出一项行为时，考虑的主要不是法对一个事件发生后做出有利的规定还是不利的规定，而是基于世俗生活经验判断所积累的一些心理动因。正如贝卡里亚所言：“把犯罪看出起因，把刑法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这些概念的结合是建造整个人类智慧工厂的水泥……。人们越是远离一般的观念和普遍的准则，也就是说，越是平俗，就越是根据直接的和比较接近的联系行使，而忽略比较深远和复杂的联系。”[34]人们之所以不遵守交通规则，并不是因为法律规定人被撞死了可以获得高额的赔偿，同样，法律规定行人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而被撞死后不获得任何赔偿，也不会对那些违反交通规则的人的习惯性行为产生多大的遏制效果。比如乱穿马路的人虽然认为有一定风险，但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认为自己不会这么倒霉，倒霉的是其他人。在具体的行为的情景中，抽象的法以及责任在人们的头脑中通常是缺位的。对于司机而言，同样也是如此。除了极个别特例，司机并不会因为有了“撞死人白撞”的有利法律规定而见到他们痛恨的违章行人就真的撞上去。司机撞还是不撞，行人违章还是不违章，主要取决于这些行为人平常的、法律规定之外的行为习惯与心理。
在我国，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同样面临着这一问题，一方面入罪之后其预防的效果可能不尽人意，收效甚微。单从作为犯罪与作为行政违法处理的法律程序的规定不同的角度来看，“刑罚”与“行政处罚”相比，来的总是不及时的，至少要晚那么几个月。刑罚的这种必然的延迟性会极大地消弱人们的惩罚感，其预防效果远不如来得及时的行政处罚，哪怕行政处罚一般在质与量上都要轻于刑罚。[35]另一方面入罪之后将会导致对公务员以及其他普通老百姓的实质生存、发展福利的不当损害。当立法上将原本属于行政违法的行为上升为犯罪行为之后，公务员因为醉酒驾驶偶然被抓而判刑罚的，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17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这意味着公务员从此而丢掉了一生所奋斗的饭碗问题。尽管在理想层面，公务员应该表率地遵守国家法律，但公务员违法之后，也只应当负与违法责任相当的福利剥夺。尽管当前我国老百姓有一种仇官、仇富的心理，姑且不论这种心理是否值得提倡，我们也不可忘记其实绝大多数公务员并不是富人，也不是官，更多的是我们身边的普通的就业者而已。而真正的富人、官员要么不具有公务员的身份、要么多有专职司机，很少自己开车。如此富人与官员恰好并不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惩罚范围之中。而那些不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其他普通老百姓，一旦背上了“劳改犯”的符号，无论轻重，在就业上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尽管任何犯罪都会有一个犯罪标签的负面效应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将一种行为上升为犯罪的各种成本与收益的衡量。如果一种行为通过其他法律手段能够收到用刑罚手段达到的收益，例如象征性地取得国家“绝不姑息危险驾驶”的立场的一种宣誓效应，或者用刑罚手段得到的正面的民生福利的收益远远低于其他法律手段，[36]那么和对老百姓本身的真实福利受损相比，用高成本的刑罚手段来处理危险驾驶行为就显得有些得不偿失。
四、危险驾驶暂缓入罪后的替代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