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次分配与分配结构的传统法调整
鉴于分配制度极其重要，我国《宪法》第6条专门规定基本的分配原则和分配制度为“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此相对应，还规定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于所有制形式和产品分配方式都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因而两者曾在一定时期（特别是“82宪法”出台后的一段时期）有相对较强的对应性和一致性。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的对应性正逐渐减弱，“按要素分配”在多种分配方式中所占的比重逐渐提高，使得“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参与分配的人数上，而未必是分配数额上，并带来了多种所有制经济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情况下的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依据我国宪法有关分配方式的上述规定，在初次分配领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结构。我国自2007年10月以来，重申“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强调“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从而使“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分配结构更加明晰。其中，对“按劳分配”中的“劳”究竟是指劳动、劳动量、劳动成果还是劳动力产权，人们还有歧见。[17]而对“按要素分配”中的各类要素，人们通常较为关注的则是资本、资源、技术、管理等，这些要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都很重要。从经济学角度看，上述要素在生产经营中的贡献不同，其市场价值或获取收入的“权重”各异，从而形成了收入分配的差距。近些年来，恰恰是对“按要素分配”的强调，以及资本等要素拥有者获取收入能力的提高，导致了分配差异，扩大了分配差距，加剧了分配不公。主体差异、空间差异和时间差异是影响分配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分配差异和分配不公会带来结构风险，需要财税法的有效规制。[18]要全面研究劳动力等要素价值在分配上的权重或占比问题，不仅需要经济分析，也需要法学探讨。
从法学视角看，上述的按劳分配，直接涉及劳动权或劳动力产权，而按要素分配，则涉及相关主体的股权、债权、知识产权等一系列权利，进而涉及投资权等权利。上述各类权利都蕴含着主体的收益分配权，或者说，收益分配权本来就是各类主体相关产权的重要“权能”。各类收益，无论是工薪所得还是劳务报酬，无论是经营所得还是股息、利息、红利、特许权使用费等，[19]都要以收益分配权为依据。
上述权利在初次分配中具有重要意义。无论在权力与权利之间，还是在各类具体权利之间，其“力”与“利”并不均衡，同时，“权”与“益”亦非同一。各类权利因性质不同而收益各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分配差距和分配公平。可见，对于各类权利的收益分配权能的差别，需要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以上主要基于宪法规定，对重要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结构进行了简要的法律解析，从中不难发现，这一分配结构对应于一系列重要权利，并由此形成重要的权利结构。由于不同主体的权利性质、收益能力各异，在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劳动权与投资权之间会形成一定的紧张关系，并可能导致影响收益分配和分配差距的“劳资”矛盾，对此需要展开专门研究。
宪法所确立的各类主体的收益分配权，与基本人权的保障直接相关，应当在人权理论、宪政理论方面加强研究。同时，收益分配权的具体实现，与各类主体所拥有的具体产权存在关联。鉴于劳动力产权与资本、土地、知识等要素产权之间存在差别，且受不同法律的保护，因此，这些权利之间的冲突和协调也与各类法律之间的协调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