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双重审查标准的司法审查标准，建立在对司法审查制度的审慎思考之上。诚如Jackson大法官在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案[26]中所说，“权利法案（制定）的主要目的，在于使若干事务免于政治纷争的兴衰枯荣，并将之置于多数决及官吏所不能触及的地方，使其向上提升为基本原则，而得以为法院所适用。一个人的生命、自由及财产权、言论自由权、自由的出版、做礼拜及集会的自由，以及其他基本的权利，是不能用投票来决定。”最高法院在保护基本权利领域的专门知识和专长，构成了司法审查制度正当性的重要依据。但是，对于审查限制基本权利所涉及的不同领域和不同事务，法院所具备的专长有不同的。这就要求最高法院在审查具体案件中必须选择适当的审查标准，以适应这种不同。而确定何种司法审查标准，不可能依赖一套先验的规则，相反需要在充分考虑所要处理事件的个案性，逐步积累案件，从而建立类型化的审查标准。美国双重审查标准的确立，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因此，所谓的双重审查标准，并非一套僵化的标准体系，而是保持有充分的灵活性与开放性。它在司法审查的实践中，既不断得到验证，同时也逐渐自我修正。过分负担标准的提出与适用，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注释：
[1] 赵梅：《“选择权”与“生命权”——美国有关堕胎问题的论争》，载《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
[2] 三法官地区法庭，即“The three-judge District Court”，指由三位法官组成的法庭，专门审理与宪法有关的案件。这种形式在1976年被废止。
[3] Roe v. Wade 410 U.S. 113 （1973）。
[4] 关于生命何时才算开始，一直是堕胎权争议赞成与反对双方相当主要的争议焦点，但法院对此并未直接处理上述问题（其理由是该问题涉及神学、哲学以及医学等诸多层面，且对此社会亦未产生共识，故法院无能力处理），而是以迂回的方式，藉由历史的解释方式确认宪法原始文义中所保障之权利主体“人”，并未包含未出生之胎儿，而以此规避胎儿生命权与怀孕妇女堕胎权相冲突的理论困境。
[5] Roe v. Wade，410 U.S. 113 （1973）。 判决译文可参考方流芳：《罗伊判决中的法律解释问题》，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1153-1164页。
[6] 1973年至1986年间的18个诉讼案件为：Roe v. Wade， 410 U.S. 113 （1973）； Doe v. Bolton， 410 U.S. 179（1973）； Bigelow v. Virginia， 421 U.S. 809 （1975）； Connecticut v. Menillo， 423 U.S. 9 （1975）； Bellotti v. Baird（I）， 428 U.S. 132 （1976）； Planned Parenthood of Central Missouri v. Danforth， 428 U.S. 52 （1976）； Maher v. Roe， 432 U.S. 464 （1977）； Beal v. Doe， 432 U.S. 438 （1977）； Poelker v. Doe， 432 U.S. 519 （1977）； Colautti v. Franklin， 439 U.S. 397 （1979）； Bellotti v. Baird（II）， 443 U.S. 622 （1979）； Harris v. McRae， 448 U.S. 297 （1980）； Williams v. Zbaraz， 448 U.S. 358 （1981）； City of Akron v. Akron Center for Reproductive Health， 462 U.S. 476 （1983）； Simopoulos v. Virginia， 462 U.S. 506 （1983）； Thornburgh v.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 476 U.S. 747 （1986）。
[7] 这4起案件是：Beal v. Doe， 432 U.S. 438 （1977）； Maher v. Roe， 432 U.S. 464 （1977）； Poelker v. Doe， 432 U.S. 519 （1977）， and Harris v. McRae， 448 U.S. 297 （1980）。 因为最高法院认为，Roe判决认定妇女有堕胎的权利，但是并没有要求政府为堕胎买单。在干涉妇女的堕胎自由权与协助妇女实现这一权利的积极义务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差别。政府没有责任允许公共基金和设施用于堕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