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单位普通累犯制度模式构建
单位普通累犯的构成，参照自然人普通累犯的规定，有罪责条件、罪过条件、时间条件。下面分别予以论述。
１、罪责条件。我国现行刑法中对绝大多数单位犯罪采取的是“双罚制”，即既对犯罪单位处以罚金又对犯罪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刑罚。但对某些单位犯罪只规定处罚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即采取的是“单罚制”。如刑法第137条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仅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５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主张，对于采取“双罚制”的，应以对单位处以较大数额的罚金为准，至于具体数额的确定，“失之过高，则使单位普通累犯过于狭窄；失之过低，则使普通累犯的范围过于宽泛”［１４］，究竟以多大的数额作为“双罚制”下单位犯罪累犯成立的条件，应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单位犯罪的特点而有待立法上予以明确的确立。对于采用“单罚制”的，应以其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为准。在具体适用上，当前后罪适用同一刑罚原则时（如前后所犯之罪都是“双罚”之罪或都是“单罚”之罪），按照该刑罚原则予以适用自不待言；当前后罪适用不同的刑罚原则时，只要前后各自满足了“双罚制”或“单罚制”的单位犯罪所应满足的刑罚条件即可。
２、罪过条件。在我国刑法中，“故意犯罪，是刑事制裁的重点”［１５］。累犯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之一在于强调前后罪在主观上的关联性，即犯罪的主观恶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从严打击再次犯罪提供法理依据。由于单位犯罪不仅有单位故意犯罪，而且有单位过失犯罪［１６］，因为单位过失犯罪无再次危害社会的故意，在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方面与单位故意犯罪有重大的差别，因此，单位累犯的前后罪的罪过形式都必须是故意犯罪，“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对过失犯罪设立累犯制度”［１７］。
３、时间条件．对于单位累犯的构成应有期间的限制，若没有期限的限制,不仅不利于犯罪单位的改造,降低单位累犯制度的威慑力,而且还会产生适用刑罚不平等的诸多问题。对于构成单位累犯前后罪时间的间隔,多数学者主张适用现行刑法规定的5年。［１８］笔者认为,单位作为社会组织暨法律上拟制的人,具有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拥有雄厚的政治、经济资源,可以利用掌握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特权,实施一些单个自然人或者简单的个人组合难以完成的犯罪。与自然人相比,其社会危害性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要严重得多。因此,从严防和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出发,应适当延长单位累犯前后罪时间的间隔,宜将间隔设置为10年为宜。
在确定单位犯罪时间要件的同时,必须确定时间间隔的计算起点。笔者主张对前罪采取“双罚制”的，因单位罚金的执行有缓交、减交的法定事由，为避免在前罪罚金刑的执行过分延迟或根本就没有执行的情况下，出现按照现行刑法规定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标准难以确定时间间隔计算起点的情况，起点应从对单位判处的罚金刑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对于采取“单罚制”的，同样是出于避免前文所述的两罪间隔的起点难以确定的情况，应从其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责任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生效之日起计算。
三、单位变更后的累犯认定问题
单位是人格化的社会组织，它的人格是法律拟制的，单位犯罪后，可能会因各种情况变化而发生变更或终止，从而影响到单位累犯能否构成的问题。有论点认为，“如果法人犯罪后被合并、兼并、分解，新的法人犯罪的，不再以累犯论处”［１９］，对此观点，笔者持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对于单位犯罪受刑罚处罚后，单位经变更后又重新犯罪的，变更后的单位是否构成累犯不能一概而论。
１、在单位不变其内部决策人员变更的情况下，该单位重新犯罪的，仍然构成累犯。因为不论单位的成员如何变更，他们对外代表的都是同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单位，单位的法律人格独立于其内部组成人员，决策机构的变更并不意味着单位法律人格的变更。故发生这种情况，并不影响单位累犯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