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人权保障与宪法救济(2)

　　第二、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立法缺失
　　宪法是公民的“权利保障书”，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将宪法第13 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修宪的意图就是在于，切实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但是如何将应然意义上的权利理念转变成现实中的具体权利，我国的法制建设目前还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案。同时，尽管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救济权有很多，比如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申诉权等等，但却没有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这也说明了我国制宪的不成熟性。
　　此外，我国没有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它是解决宪法争议的一种诉讼形态，即依据宪法的最高价值，由特定机关依照司法程序审查法律的违宪与否，并使违宪的法律失去效力的一种制度。从法理上看，建立这种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该救济方式可以使公民宪法权利在受到法律的侵害时得到保障，从而使权利救济体系逐步完整。
　　第三、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理论不足
　　《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就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管理法庭之有效救济。我国目前已建立比较健全的法律救济制度，即司法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国家赔偿制度、民事调解与仲裁制度等，但现有宪法救济制度仍存在不少空白与缺陷。我国现行宪政制度尽管预计到法律、法规和规章可能违反宪法，因而主要从保障国家宪法秩序的层面，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宪性的监督和审查问题做出了规定，但是还没有从正面为公民权直接提供宪法救济的角度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
　　第四，人权保障宪法救济的制度弊端
　　在我国的权利救济系统中，人大部门、政府部门、法院和检察院都享有权利救济的使命和权力，但是司法救济的一些缺陷，让民众反而放弃了司法救济。这些缺陷主要包括：救济程序繁琐，诉讼时间较长；诉讼费用较多，经济成本太高；司法腐败现象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形象；司法判决的执行不力，导致司法权威无法得到维护等等。由于中国历来是一个行政强权的国家，因此，选择政府救济的人数高于人大和检察院。
　　当前我国宪法在公民权利保障和权利救济方面的制度是缺失的。宪法中的权利规范首先是一种价值宣示，表明国家在人权保障上的基本立场，但是，具体的权利还必须依靠一个权利救济机关来具体行使。公民普通权利的救济可以依靠普通法院来实施，但是，涉及到国家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侵害的时候，谁来救济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在制度上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与宪法救济机构，所以，宪法在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作用不大。
　　四、我国人权保障宪法救济机制发展模式建议
　　在我国现阶段，宪政司法救济十分微弱，效力极为有限，因而完善宪法救济制度十分紧迫。在仍然采用现行的由全国人大提供宪法救济的救济模式前提下，需对其作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第一，进行宪法救济程序的专门立法。程序先于权利，没有程序保障的权利不是权利。现行立法应当规定对人权保障进行救济的各个环节如何运作，如果不加规定，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宪法救济的障碍。
　　第二，设立专门的宪法救济机构。根据立法的规定，在我国，提供宪法救济的机构主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由于人大的精力有限，应当在全国人大之下成立专门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救济的、作为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
　　第三，完善人权宪法救济的基本立法工作。我国现行宪法虽然将人权纳入到保障体系，但条款笼统，原则性有余，具体操作性不强。因此，应细化人权的具体内容，并具有直接的、可以援用的司法效力和宪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