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自由裁量:制度维度与伦理维度的博弈(5)
1970-01-01 08:00
行政人人格的提升是实现责任伦理、有效控制自由裁量权的前提,制度的欠缺必须依靠行政人内在德性和人格力量来弥补,而此种互补正是合作博弈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如库珀指出的:“这些内心品质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供了持续的指导。法律和内部的组织政策不可能具体到足以涵盖行政所遇到的所有情形和偶发事件;公众参与不可能深入到日常行政行为的细节中去;上级对行动范围的监督也是有限的。这些差距的存在是显著的和广泛的。只有被深深内化的一系列个人道德品质才能保证既与组织目标保持和谐,又能与民主社会中的公民义务之间保持一致。这些个人道德品质还是官僚机构有效运转的必备条件。”因此,建设性的行政责任伦理的构筑,首先,是强调行政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承认行政人的道德自主性,主张主体对制度的内化和超越,形成健全的行政人格,而不是把行政人作为行政体系中单纯的细胞和工具。正是千千万万个现实的行政主体的存在及其主体性功能的发挥,才能有效地推动行政规范的内化,弥补制度法规的缺陷,超越环境和自身的限制,生成和提升行政人格。其次,是加强责任行政伦理教育,培养行政行为主体的伦理责任意识和责任感,合理界定行政人的角色,这就要求行政主体以道德主体的面目出现,处处坚持道德的价值取向,并置身于行政行为的全过程,公正地处理行政责任伦理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行政人处于行政责任伦理困境之中,能够正确地认识行政责任伦理冲突的功利价值,即确立行政责任伦理价值的等级次序,坚持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一切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和取向,任何时候都要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行政行为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正确认识行政行为选择中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即行政手段的有效性决不能违背公共行政目的的伦理性,而必须是真正为了实现这个行政目的。第三,是行政良心的培养。行政良心是行政人在行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伦理意识,包括行政人的一整套职业价值观、作为内在道德品质的德性以及自我评判的能力。行政良心对建设行政伦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指导上。由于法律和制度只可能对自由裁量权给出指导性的意见,而公众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由于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基本上处于“理性的无知”的状态,所以,只有内化为行政人道德意识的行政良心,才可以在缺乏有效监督的环境中激励行政人自主做出公共利益取向的行政决策。
人是社会环境的创造者,同时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的活动离不开社会环境,应当充分重视社会舆论、制度文化、政治氛围、组织环境等因素对行政责任伦理的影响,它们既构成了行政人责任伦理实践的环境和反馈机制,同时也是行政人道德生成的构成性因子。首先是须营造一个相信行政人、尊重行政人的社会文化氛围,构建一个有利于督促行政人自我不断向上的环境体系。任何人的生活信念与价值观归根到底都是来自于社会,尤其是行政人的伦理原则与信念,更是深深地与社会基本精神内在地保持着一致性的关系,也从心底里期待着社会的认同、肯定和支持。社会对于行政人的认可,对其行为价值的公认,能够极大地强化着行政人的责任伦理感觉,让他们觉得值得去做。其次是组织伦理环境的生成。在中国,传统的政府本位意识使人们的注意力过度集中于行政人的责任伦理建设,而忽视了组织本身也存在伦理问题。没有意识到使人难以以道德方式行动的组织结构形式和权力形式。而实际上组织内的政策和程序确实可能会产生助长组织成员非道德行为的无意的然而又确实的结果。由于组织的制度性权威经常被用来压制道德行为,因此要探索可能性的途径用以强调组织层面的道德并追问什么是鼓励道德行为的组织制度,什么是挫败道德行为的组织制度。在此基础上围绕“程序公正、组织信任、民主责任和制度激励”四个方面,实施组织变革,如培养一种组织良心;改变组织的任务分工和分权状况;保护违反组织政策和程序的有道德的人;提高作为组织活动一部分的道德讨论的水平等等。良好的组织伦理规则能够促使行政责任伦理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积极力量,引导行政人以公共利益作为行为取向,从而成为行政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价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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