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路建设市场交易准入制与资质等级标准为企业间价格竞争提供了条件
公路建设市场一直实行交易准人制度。2002年，交通部规定进入交易场所的施工企业应按照 2001年建设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新标准”)中规定的承包工程范围承包工程。新标准将公路工程施工企业划分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 、劳务分包三个序列，其 中总承包特级企业和一级企业均可承担高速公路及其桥梁、隧道工程的施工。企业为通过施工总承包特级或一级资质的审核，就必须在财务能力、经营业绩 、人员资质、机械设备等四个方面满足新标准的具体要求。以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为例，在经营业绩方面有两条硬性规定，即“企业近 3年年平均公路工程结算收入 15亿元以上”和“企业近 10年累计修建一级 以上公路路基 100公里以上，累计修建高级路面 400万平方米以上，累计修建单座桥长≥500米或单跨跨度≥100米的公路特大桥 6座以上，完成过单项合同额 1亿元以上的公路工程3个以上”。恰恰也就是这两条规定，迫使企业为了通过资质审核不惜采取低价竞标的办法来承揽工程。新标准意在贯彻优胜劣汰原则的制度，却同时为企业间的无序价格竞争提供了“制度条件”。
四 行业保护进一步加剧公路建设市场的价格竞争
公路建设市场较早准许其他领域的施工企业进入，但是公路施工企业进入其它建设市场的难度却很大。譬如，铁路建设市场早先是不对公路等施工企业开放的，出于降低建设成本等方面的需要，建设部、铁道部联合颁布了一个开放铁路建设市场的通知，其中包括具有公路施工特级资质的企业从 2004年 12月 31日起，可以按铁路同级资质参与和承担铁路土建工程投标、施工，而实际情况远比制订政策复杂得多。我们对比分析 2005年路桥行业上市公司年报时发现中铁二局全年主营业务收入 中，非铁路工程施工收入达 5744亿元(含公路施工收入)，占总收入的 67．92 ；而龙建路桥、四川路桥、路桥国际三家具有公路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企业财务报告中，却未见铁路工程施工收入(因收集数据难度较大，文中仅指路桥行业上市公司 2005年财务报告数据。从一些新收集的数据来看，部分公路施工企业已经从事铁路施工任务。譬如，2006年 10月份成立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就承建了武合铁路项 目)。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一则可能三家公司顾虑太多而未参与投标；二则可能行业保护主义致使其未能中标。行业保护使得公路施工企业施工领域单一、经营风险很大，相反其它市场的企业却大量涌人本已呈现饱和状态的公路建设市场，僧多粥少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价格的恶性竞争。
五 地方保护是产生恶性价格竞争的重要源头
在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由此造成的，诸如招投标暗箱操作、建设成本超支、工程质量隐患、行贿受贿等问题也屡见不鲜。以 5家上市公司为例，年报显示龙建路桥、四川路桥、浦东路桥三家地方企业在本省(市)取得主营业务收入竟超过其总额的 5O％。2005年路桥行业上市公司收入取得地域分布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可看出，地方公路施工企业在收入取得的地域上严重不平衡，即地域倾斜性明显。上市公司尚且如此，其它地方企业的情况可想而知。地方保护直接导致各企业普遍采取动用一切“资源”稳守本地市场、并伺机向外地市场发展的经营战略。更有甚者，为了打击对手进入新市场，往往不计成本地压低报价，形成恶性竟标。在你来我往的残酷价格竞争中，市场平均利润一降再降，结果自然是“几败俱伤”。
六 各种障碍使企业难以实现行业退出，价格竞争陷入恶性循环
较高资质等级的公路施工企业一般具有经营地域较小、业务范围较窄、资产规模较大、施工能力较强、职工人数较多、人员素质较低等特点。历史原因造成行业低障碍准入的同时也导致高资质等级企业很难从行业中退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属于支柱产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带动效应，某地区一旦有企业退出，原已形成的产业链将受到一定的损害(如劳动力市场就业)，地方政府存在干预的可能，退出的政治障碍大；其次，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资产规模和年施工能力以及大批专用设备，退出将导致设备和施工周转材料的大量闲置，因此退出的经济障碍大；最后，企业职工人数多且素质偏低，大量人员下岗、待岗或转岗在不同程度上会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社会压力，造成退出的社会障碍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庞大的施工群体、过剩的施工能力、提高的项 目投资回报率、建设市场的交易准入制度、企业资质等级的管理、行业与地方的双重保护等都是造成恶性价格竞争的重要原因。而政治、经济、社会等障碍，导致企业难以实现行业退出。公路建设市场价格大战愈演愈烈，各企业自身实力越打越弱，却陷入不得不打的恶性循环 ，形成“硬撑是唯一出路”的局面。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只讲合同收入，不讲经济效益”的奇怪现象，这种情况在地方国有公路施工企业中表现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