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部队食品安全保障对策(2)

　　“不断调整社会关系”这句话在梁漱溟的著作中反复提到，美国学者艾恺就认为“它就类似于甘地用‘转变社会关系’来解决社会矛盾”。在这里就涉及到了梁漱溟早期的思想源头。梁漱溟早期曾研究印度文化。艾恺也认为“梁漱溟倒真的是一个中国的圣雄。他认为有道德的人必须是一个非暴力的人，这就决定了他决不会接受暴力，也不会把对内使用武力看作是革命必要”。这都反映了梁漱溟的调和的儒家式的主张。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有职业之分途，而缺乏阶级之分野，乃是中国没有革命的决定原因”。在他看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中，伦理足以消弭人际关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经济中的一切矛盾和冲突。有学者就以此得出结论“梁漱溟是以温情脉脉的情感去抹杀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抗”。梁漱溟大约是更希望不破坏和谐的人际关系，就能得到斗争的那种好处，即通过理性的方式获得现代化的物质利益而避免它必然伴随的罪恶。 
　　多年来，关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学者们的一贯定性是“难逃改良主义的巢穴”，认为这是乡村建设失败的根源，并且导致1953年以后形成一种对梁漱溟的政治迫害逻辑“乡村建设=改良主义=反革命”。实际上，革命与改良是一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并不完全对立。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既借助于革命，也依赖于改良，这在已突破了“革命史观”的今天形成了学术界的共识。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人们在评价梁氏乡村建设时，即已形成把它界定为改良主义的共识。然而，梁漱溟自己并没有在共产党的努力和乡村建设之间划出一条革命或改良的界限。并且，他本人在其有关乡村建设的文章中对此多次提到，坚持认为其乡村建设不是改良。他承认，乡村建设“很象一个改良派”，但“处处又表露革命的口吻”，“现在我肯定的说，中国问题之解决方式，应该属于革命”，中国的问题就是“如何建造成功新秩序的问题”，然而乡村建设“毕竟是一种革命”。 
　　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究竟是改良还是革命的呢？我们先看他在理论上对“革命”的解释：首先，他认为“革命是一社会根本秩序的推翻与改建”。其次，在他的观点里，由于中国革命是由外面引发，因而与一般革命相比，有其特殊性，“一般革命是机械性的解决；而中国革命却倾向问题、出于理性，需要理性的解决”。他认为机械解决就是暴力革命“一方武装暴动，一方武力镇压，两相撞击，前者将后者撞倒而问题以解，于是就谓之机械性的解决。而理性的解决却是温和的教育的启发的解决。”解决中国问题只须顺着理性走出便好。这个理性就是“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往复综合于意识”的意识。这个意识是“族自觉（对外），同时也是社会自觉……中国问题本是最能启发这个意识的，只须顺着去发达这个意识，加强这个意识的作用，中国问题便得解决。这样的解决时，就谓之理性的解决”。简单的说，一般的革命，可用暴力的方式，中国的革命，却不能是暴力革命，只能采取教育的启发的方式。 
　　由上可以看出，梁漱溟对革命的解释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解释却真正陷入了他自己所不为觉察的“改良”的泥潭。 
　　然而，梁漱溟倒是划了这样一条界限，“我们所作的功夫，是积极的、养建设的；而他们（指共产党）是消极的、破坏的”，梁漱溟把这种“错误”归于这样一种原因：共产党盲目追随国外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对中国则是没有效用并毫无可关的。“我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 
　　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梁的道路和中共确实不一样：他的“反共”理论有理有据，并且效果还颇起成效，这在当时的山东邹平可见一斑。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如果一味的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下最后的结论，从“二元对立”的“对与错”的思维出发，简单地将梁漱溟否定掉太过卤莽。从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其理论及实践进行研究评说，会有更多的收获。  　　在这里追加一句，现存的当权者——国民党和各种军阀又怎么样呢？在此，就触及到了梁漱溟终于落归失败的症结所在。梁漱溟希望通过理性“控制”和“指导”，利用各种当权者为乡村建设运动服务。他没有意识到，只有得到当权者的允许和财政支持，乡村运动才能存在下去。而这样一来，乡村运动就难免“站在政府一边”。他不懂得，摆脱这种依赖的唯一方式就是共产党所代表的暴力革命，即他曾批评过的“破坏型的工作”。但他最终关心的是中国文化，因此他决不会意识到乡村建设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武装的政治运动。前人的研究多集中于梁漱溟和国民党的关系，例如梁漱溟对国民党财政资金的仰承、在山东需要韩复渠的支持；由于和共产党道路的不同，反共意识被国民党加以利用，甚至有人还得出结论，梁漱溟是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反动的封建复古主义的主要实践”，“间接地巩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