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过程中，同盟会内部结构也是错综复杂，问题重重。由于西安起义时井勿幕未来得及直接领导，钱定三等人又将领导权让给张凤翙，再加上资产阶级分子对革命的认识不清，最后致使各种人物混进革命队伍窃取革命成果。有的地方光复后，旧知府只把龙旗换为白旗，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新知府；有的地方如汉中各县，联合宣布独立，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相互妥协，实质却未发生变化；新军中的陈树藩，最初并不同情革命，起义发生时才急忙找人填了一份同盟会会员证，后竟以革命的身份到司令部參加工作；恶贯满盈的西安知府尹昌龄竟也钻进了陕西军政府任职。同盟会成员队伍的不纯洁性导致革命中旧的势力超过了进步的革命势力。
起义成功后，同盟会在军政府中的地位也并不重要。有的没有在军政府中任职，有的即便任职了其职位也是无关紧要。井勿幕仅出任北路招讨使，以召集各路游侠保卫地方为任务，明显没能进入军政府领导核心；景定成出任了山西军政府政事长官，并不在陕西；积极宣传革命并创办了健本学堂、公益书局的焦子静也只是出任渭北民团使；曾积极联络刀客的李仲三任东路招讨使。军政府的29人名单中，也只有宋元恺、高祖宪、曹澍、南兆丰、郭希仁5人是在革命前加入的同盟会，但所占比例非常小，且大多不在重要职位。财权与兵权都掌握在哥老会手中，张凤翙并没有实权，郭希仁只在张凤翙下面做个秘书长之类的官。综合多重因素下，陕西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就被这样被窃取。
四、总结
陕西辛亥革命有力支援了南方地区的革命政权，在革命中又同活动于西北地区的外省籍革命同仁互相学习，对全国革命形势的深入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新军起义，陕西光复都是近代以来陕西重要的历史大事件。但如此高涨的革命运动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核心来领导，这也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不论是陕西军政府，还是省外新伊大都督府、甘肃临时军政府，各地同盟会分散，各处起义队伍也缺乏联系，革命队伍又成员冗杂，没有形成自己赖以依存稳固的革命武装，导致最终只能达成妥协，大好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4]
陕西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被篡取，反映出了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不彻底，依旧无法避免其失败的结局。同盟会在陕西辛亥革命的作用直接体现在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建设问题上，军政府大权掌握在会党手中，同盟会则处于边缘地位，虽然同盟会代表的资产阶级领导了辛亥革命，但资产阶级并未掌握实权。这也反映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当历史的重任。
参考文献：
[1]尹洁.浅析同盟会革命活动对陕西辛亥革命的影响[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4）.
[2]冯峰.陕西军政府与辛亥革命[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03）：26-32.
[3]孙志亮.辛亥革命在陕西的胜利与失败[J].人文杂志，1981（05）.
[4]王劲，段金生.论同盟会在西北地区的活动[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3）：63-68+151.
张苗苗（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