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长期的鸦片输入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计嘉庆五年至十六年（1800-1811年），每年平均四千O十六箱，嘉庆十六年至道光元年（1811-1821年），每年平均四千四百九十四箱。”[13]1821-1827年年均9708箱，1828-1835年年均18712箱，1836-1839年年均35445箱。[14]短短四十年内，英国向中国输入的鸦片数量成倍增长，致使很多中国人都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据估计，1835年全国吸食鸦片的人达到200万以上，“上至官府縉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15]鸦片给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损害，中国的经济也一落千丈，萧条凋敝。英国却是这场贸易中的最大受益者，既在中国市场上赚得大量白银，又发展了印度市场。
英国在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引发了中国的财政危机。道光皇帝派遣林则徐赴广东禁烟，“计所缴鸦片，除保留八箱作为检查样品外，其余悉数销化。其斤两除去箱袋不计，实共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16]禁烟之后更是断绝了与英商的贸易，“随后又于一八四O年一月五日宣布广州封港，‘永远’断绝英船，英货或英国属地的船货的进口。”[17]英国运往广州的货船只能停留在港外，货物搁置在船上，引起了很大的耗费和损失。鸦片贩商马地臣向外交部上书称：“在华英商处于毫无保障的地位，……使英国工业陷于瘫痪，英国税收每年损失五百万镑。”[18]英国国内经济在中国的禁烟过程中损失严重，使得英国政府开始谋求解决之道。
英国女王在国会发表演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我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我国臣民利益和王室尊严的事件。”女王紧接着召开国会，讨论对华用兵。议会议员争辩极为激烈，分为两派，詹姆斯·格勒罕、威廉·福勒特等人痛斥英国政府偏袒本国商人，而马考莱和外交大臣巴麦尊却主张以战争保护商人利益。双方相持不下，至后来投票表决，反战者262票，主战者271票，卒以九票之多数议决：“英商在中国方面之‘损失’，必须获得满足之赔偿，若中国政府承认赔偿，则英国政府亦不为复仇而作战。”上议院和政府态度一致，几乎未加讨论，就全部通过。对华战争法案形成。
18-19世纪，英国逐步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民主政治较为健全。伏尔泰是这么评价英国政体的“英格兰人是世界上惟一能够反抗国王，从而给国王权力设限的国民。在这种政府下，国君拥有做好事的一切权力，同时却被限制了做坏事的一切权力，在这种政府下，贵族伟大而不傲慢，虽然他们手下并无封臣，在这种政府下，人民非常清醒地参政议政。”在很多问题上，英国都采取民主投票进行决策。这种政治决策体制为英国发动对华战争提供了便利。因为，如果是女王决断，她很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顾虑而放弃正面战争；在民主体制下，对华贸易商人、东印度公司和相关利益集团，就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游说国会通过对华战争法案。
根据上述分析，茶叶在中英鸦片战争中实际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国人为了扭转茶叶贸易中的逆差，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鸦片贸易；鸦片贸易损害了中国民众的身心，毁坏了中国的经济和财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态度，以禁烟方式督促外国商人放弃鸦片贸易。但是，已经高度依赖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和英国政府，已经不可能轻易放弃了。在巨额经济利润的推动下，英国国会最终做出了对华开战的决定。这便是鸦片战争起源的一个隐蔽逻辑。
作者：马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