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文天祥被我们当作一种高档的精神消费,以满足个体的精神需求和爱国热忱,忘记了他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生命个体。然而史书中的文天祥,只有他的经历,只有他的功绩,却没有他的生命。这正是我们学习《指南录后序》的意义所在: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一段风云际会和个人遭际,更重要的是深入文字去感受文天祥作为“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轨迹。《指南录后序》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在于敢于直面自己的灵魂,敢于袒露自己的心灵。表面上文天祥似乎被拉下了神坛,但在我们眼里他作为大写的“人”显得更加高大、伟岸。
《指南录后序》因为篇幅较长,教学难度自然较大。因为是文言文,又难以达到长文短教的效果。不过长文往往适于巧教:选择小巧又集中的教学要点,构建连贯而适宜的教学流程,既能顾及文章的整体性和连贯性,避免限于局部的零敲碎打,又可以明确文本研习的核心价值。
《指南录后序》是文天祥一段人生经历的自我记录,叙述了他出使元营前后的行路历程;同时又是他真实的心灵记录,刻画了伴随行路而生的心路历程。可以说,《指南录后序》不仅是一张记载文天祥经历的行路地图,更是一幅用灵魂涂抹的心路画卷。
行路与心路既是我们解读《指南录后序》的“双管”,也是我们教学《指南录后序》的“两翼”。双管齐下,两翼齐飞,我们不妨就在解读行路中品味心路。
行路一:“去”
文章的开端看似简单明了,文天祥临危受命出使北营。这一“去”,不曾想却引来了一系列的“渡劫”。有人说文天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而“去”,有人说他是不顾个人安危而“去”,我想这些由结果而逆推的结论未免太过简陋。其实在“去”的叙述中文天祥交代了“去”背后的心理考虑。
其一是“该去”。这“应该”直接源于文天祥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同时也是由于形势所迫,“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况且“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可以说,“去”于文天祥而言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必然。
其二是“可去”。此“去”虽有较高的风险指数,但终究是两国间正常的外交往来。而且根据惯例,有“去”也有“回”,“初,秦使往来,无留北者”。此时的文天祥,其实并没有太多悲观的预料和准备,甚至并未想过“死”之大事。
其三是 “想去”。文天祥之所以想去,乃是出于自我的主观愿望,“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以死报国固然伟大,但至多是保全了国家的尊严,体现了民族的气节,但这绝非文天祥此 “去”的初衷。固然“该去”“可去”,但“想去”才是他内心最大的动机。可以说,出使北营是文天祥经过再三考虑的理性选择。
教学环节一:行路——“去”;心路——“该去”“可去”“想去”。
行路二:“留”
文天祥出使北营,却“羁縻不得还”,不幸被对方扣留。这既在当初的意料之外,却又在实际的情理之中。作为弱国之使,他“抗辞慷慨”以致“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以个人之力捍卫国家的尊严。但因为吕师孟的构恶和贾余庆的献谄,由个人恩怨、所托非人以致“国事遂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