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资金问题
“源生坊”主要经济来源于社会资助、演出和茶坊的收益来维持。社会资助除了香港的张颂任先生外，基本没有其他稳定来源；而2008年在创库建立的小剧场，也由于观赏的人太少，最终难以维持倒闭。可以看出“源生坊”的资金周转已经远远不够，从而可能限制r它在传承、传播方面的发展。若后续资金跟不上，难以想象它是否还能继续运营下去。
2．后继无人
现在的老艺人们（岩兵、后宝云、施万恒等）年迈体衰，却很难找到接替他们的年轻传承人。后宝云的学生有上百个，几乎每个学员都会唱几句海菜腔，懂一点烟盒舞，但真正能懂其中精髓的学生不到三分之一，要学起来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可见寻找传承人是“源生坊”能否持续发展的刻不容缓的问题。
云南民族源生乐坊发展探究
曾有学者们认为“田丰传习馆”是20世纪民族文化传承最悲壮的个案。的确，传统不是生而有之的先天之物，而是后天无数创新的积淀，它对云南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在现代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探索与实践是值得肯定的，为铸造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提供材料的支持。
杨丽萍的《云南映象》之所以能轰动全国，持续至今。首先不得不承认有名人效应；其次杨丽萍总结了传习馆的失败，由“求真禁变”的宗旨发展为“求真求变”的引导理念，最后形成《云南映象》的艺术加工、舞台商业化产品，实现了民族文化传播与商业效益的双丰收，与田丰模式全然不同。
“源生坊”处于传习馆主张“求真禁变”民间文化和《云南映象》 “绝对商业化”民间文化之间，一方面对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怀有虔诚的尊敬，另一方面又将传统的和时兴的连在一块，寻找自身发展的方式或规律，为发展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做了进一步尝试。虽则困难重重，但它依然坚守并顽强的前行着。“源生坊”未来的路应该怎样走？需要理清思绪，在此，笔者认为有3个层面应予考虑：
1．积极取得政府、民间机构的支持与合作
传统文化的传播及传承应当是一种国家的政策行为，应促进民族文化由资源优势转化为民族文化产业优势的系统保护工程，提早培育一种有效的机制来面对目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文化流失现象，这需要中国政府、社会各界关注文化消失的危险，为文化的传承制造机遇，提供环境，创立机制。
2．与高校联合．进行校园形态的传承
有意识地在学校传播本土音乐文化，这是传承、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发挥高校在民族音乐教研领域的综合优势，努力打造全国乃至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实践阵营中的重要平台，助民间艺人回忆、挖掘、记录、整理正在消逝的少数民族古老歌曲、音乐、舞蹈。在国内外组织以宣传和弘扬为目的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歌舞演出活动，推动社会对原生态民族歌舞艺术的认识，提升民间艺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自信心。
3．着力探索良性社会运作系统的建立
“源生坊”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各方面所取得的各成果，已引起多方关注。社会各界、国家文化部门等对其所进行的实践探索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何通过各种渠道来促使民间文化获得必要认可，激活机制，达到与社会需求共生，形成循环系统，从而获得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是“源生坊”当下须积极思考的。
结语在中国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事象中，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独具特色，汇集了民俗、诗歌、礼仪、宗教等多种传统物种并保留至今，代代相传已成为云南文化大省创建与发展的主流，关联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中华传统民间文化之源，其根基十分深厚。虽屡经扼杀、挤压，但仍然生生不息，实现了云南民族传统文化永不止竭的生命力量。
确实，云南“源生坊”自2004年建立以来，许多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较之他们的前辈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改变并非完全因为演艺者技艺的提高，更主要是他们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社会价值观也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笔者通过对“源生坊”的实地考察的发展轨迹、传承传播的现状探究，似乎可以看出：传统文化既是当今社会文化的直接源头，又是其简化与模仿，它为当今社会文化提供了大量的民间素材和民俗素材，也使自身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总之， “源生坊”应积极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层层深入，使云南民间文化的传承、传播更加明晰化、条理化地呈现出来。在坚持本土传承探索的同时，积极拓展空间，以不回避现实的积极态度，切入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另辟一径，通过“源生坊”的实例实现传统民间文化“又一村”的美景。
参考文献：
[1]程肇琳传习馆后续故事[J]滇池，2006. (11)
[2]杜庆云田丰和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J]人民音东，1997. (4)
[3]黄凌飞高等艺术院校音乐教育中的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以云南艺术学院为例[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9. (3)
[4]李建军“田丰模式”的影响与评介—兼谈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开发[J]民族民间音乐研究，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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