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切实提高学龄前儿童学业水平，充分做好入学准备，研究者在课程评价、机构评估、师资认证和家庭社区干预等方面作出了大量探索。研究表明，提供优质教育，促进幼儿认知、社会情感、身体等各方面的发展，有助于全面强化入学准备。[19] 学前教育入学准备也应该包括延迟入学、儿童个体干预与家庭和社区干预等部分。针对入学准备不充分的学龄前儿童，及早地进行识别和干预可以有效提高入学适应度，减少阻碍发展的因素，进而促进学前教育质量的提高，[20] 除此之外，早期儿童入学准备水平的提高，还会受语言与数学、师资、文化和家庭等关键因素的影响。美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于2002年启动了学前教育课程评价研究项目，该项目综合运用27种测评工具，通过幼儿评估、教师报告、课堂观察、教师访谈与调查和家长访谈的五种方式，对包括阅读、语音意识、中班和大班行为、课堂质量、师幼互动、读写教学、语音教学、语言教学和数学教学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评估。随后进行了学龄前儿童学业成就和课堂表现的评价，然而研究结果却出乎意料，尽管结果毁誉参半，但在学前教育课程独立与相互比较方面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21] 也有学者基于人类生态学研究儿童入学准备，人类生态学认为入学准备是环境和个体共同的作用，即学校与儿童的双向适应。基于此观点，美国国家教育目标委员会认为，入学准备应该包括儿童、机构、家庭与社区三个方面的准备，从认知和一般知识、学习方式、情绪与社会性、语言读写能力和身体健康等五领域模型来支持儿童发展，做好入学准备，[22] 并提出应该提供促进学龄前儿童学业成就的发展、了解儿童的特殊需要、评价儿童的教育方案、评估儿童发展过程和责任评估体系等方面的服务。
（三）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研究
通过提升幼儿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为发展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提供有力保障。学前教育专业化发展重视职前课程建构，注重发展未来知识的整合能力；提倡反思教学实践，培养“专家型”教师；制定严格的资格审批制度，以整合教师资质认证标准为取向，幼儿教育职前教育历经了萌发、自由发展、逐步规范和制度化形成等四个时期，[23] 体现出师资队伍的高学历化；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多样化；完善的教师参与组织体系；结合资格认证的标准化评估体系，保障师资培训质量等特点。[24] 其中影响较大的课程方案有《幼儿教师专业标准》和《幼儿普通教育项目》。全美幼教协会针对幼儿教师职前教育制定了《幼儿教师专业标准》，包括三个层次的标准由低到高分别为副学士学位标准、初级许可证标准和高级许可证标准，该认证标准30年来历经数次修订，现已较为完善，主要包含五方面的核心能力和六个方面的通识标准。[25] 由班克街教育学院设计的《幼儿普通教育项目》以注重个性化培养而著称，包括课程学习、实践教学、“综合硕士方案”三部分，课程内容强调社会取向和注重教授教学法知识，课程实施从时间和空间安排及教学范式上都体现出理论结合实践的鲜明特色。[26]美国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不仅包括成熟的职前培养体系，还配有完善的职后培训计划，如儿童发展助理，该项目主要由美国早期儿童专业认证委员会负责管理，是美国联邦政府为提高从事“提前开端计划”教育方案的师资教育水平而制定的培训方案。主要以全美幼教协会制定的幼儿教师三种职前标准为依据，包含六个方面的能力目标和13个具体的能力领域，培训模式主要包括中心本位模式、家庭育儿模式和家访模式。[27]此外，为进一步提高幼儿教师专业化水平，确保适龄儿童接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全美教学专业标准委员会制定了《早期教育优秀教师专业标准》，主要包括理解儿童、公平公正与多元化、评估、促进儿童的发展与学习、有关综合性课程的知识、促进儿童有意义学习的多种教学策略、家庭和社区伙伴关系、专业合作伙伴、反思性实践等九方面。[28]地方项目以康涅狄格州的“A计划课程”为例，该课程以促使幼儿教师得到良好的发展和协助早教机构通过联邦标准的认证为宗旨，通过过程质量和结构质量两方面的保障机制，积极支持着本州儿童的发展。[29]
（四）儿童语言发展研究
近年来美国家庭教养与学前教育发展的研究中，主要聚焦的问题之一是家庭与社会文化因素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社会文化和社会建构主义学者的思想倾向于语言学习是一个复杂、整体、多维的过程，应将语言学习置于真正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他们反对保守政策的制定者不愿正视语言学习的复杂性，甚至忽视儿童语言学习的社会文化背景，批评美国联邦政府近年来的语言教育政策，仅为解决表面问题而寻找一种简单、粗暴、快速的教育方案，势必导致儿童语言学习效果不佳。[30]面对多元社会文化背景，如何既尊重多元文化，又兼顾儿童语言学习效果，对美国儿童语言教学而言是一个挑战。一种观点认为在英语课堂上教师应该正视文化多样性且必须充分重视，不能将其当作不同于主流文化的缺陷进行纠正，并提出应该重视课堂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反之则可能忽视个别学生的读写能力发展，炮制出一个课堂中的隐性课程。因此，导致儿童在课堂中不能被社会化，甚至使自己延伸出自我特别的读写课程。[31]另一种观点却认为想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获得成功，必要前提之一是非主流文化儿童在主流文化课堂中学习语言，倘若这些儿童不能习得主流文化语言技能，便是一种“狡诈而阴险”的歧视。[32]然而为了应对挑战，语言研究者需要积极采纳多元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应只顾虑研究范式，而是要时刻审视自己的学术目的和研究倾向，如研究的设计意义与价值、合理性与可行性，正视儿童语言发展差异，创设高效语言教学环境等，进而致力于促进所有儿童的语言学习。[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