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人的改造与完善”思想的理论渊源
1.毛泽东“人的改造与完善”思想的生成有其深厚的时代背景，并以人性的考量为理论根基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中国社会面临急剧转型，西学东渐势不可挡，各种思潮激荡碰撞。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尤其是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作品，使毛泽东饱受了一次关于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与人的权利等西方人学领域的精神洗礼。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毛泽东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上与马克思高度契合。“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在此，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揭示了人的本质是社会性，即人性的社会性。同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基础。人性是人类天然具备的基本精神属性，是自然属性（先天生物本能）和社会属性（后天环境影响）的统一。然而，把社会性确定为人的根本属性，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区别于一切旧人学的基本标志。人人皆有人性，人性从本质上渴望人权，人权由国家社会赋予。因此，从逻辑上探寻，只有改造人性，才能变革社会，才能使人获取更多更好的人权。革命运动、社会管控、国家治理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出发点。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强调不能离开人的社会性去认识人性。由于革命需要，他还强调要通过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等社会实践“改造人心”或“人心改造”。人心、人性、思想，这三者其内在含义紧密一致，可互为同语表达。究其根本，毛泽东关于“人的改造”其实质是思想改造。
2.毛泽东关于“人的改造”即思想改造的首次发声和践行是在毛泽东青年时期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与蔡和森倡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这是湖南省反帝反封的核心组织，其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而后又与时俱进衍发成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指导方针。新民学会之“新民”正是取《礼记·大学》之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亲民”。“亲”即为“新”，意即图新、向新、革新，要不断革故鼎新、不断自我求新。新民学会的成立，是“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意识觉醒和思想策源。这里所指的“改良人心风俗”其本质就是关于人的思想改造。思想是人行为的先导，是人大脑机能的制高点，是人言行举止的指挥系统。就革命而言，只有通过“改良人心”即人的思想方面的彻底改造，才能使人由自发转为自觉、由被动转为主动、由自在转为自为、由感性转为理性，从而建树坚定的革命立场、焕发饱满的革命热情、取得圆满的革命胜利。在思潮汹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毛泽东关于人的改造与完善思想的提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因为有了思想的改造才会有思想的统一，有了思想的统一才会有思想的凝聚，有了思想的凝聚才会有革命成功的思想基础。
二、毛泽东“人的改造与完善”思想的内容途径
1.人人需要改造
究其根本，思想改造是一种改造主体自身的思想素质和精神素质的渐进性和颠覆性活动。在人的改造问题上，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毛泽东一直致力于思想改造，奉行的是“人人需要改造”的普遍改造观。
其一，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国情来看，人的改造具有现实紧迫性。推翻“三座大山”需要亿万志同道合的革命者。而革命者形形色色，革命队伍成分复杂。革命的主力军是占人口最多数的农民。农民本性纯朴，但思想保守、小农意识强、自律性差。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虽也加入了统一战线，然其具有“墙头草，随风倒”的摇摆性和不稳定性。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在其思想本质上，也有自命清高、拘泥本本、教条主义倾向严重等劣根性。思想不统一，凝聚力就难以汇集，战斗力就难以形成。因此，对于每一位革命战士的改造刻不容缓。这就需要从传统观念和思想深处进行教育引导和改造，以使其脱胎换骨，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国家利益高度重新给予自身合理定位。从“改造哲学、伦理学”到“变换全国之思想”，从“延安整风运动”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毛泽东极为重视思想改造，即“改造人心”，始终围绕着人心改造人格塑造这一鲜明主题。其二，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建设实践来看，毛泽东倾其一生所努力追求的人的改造和完善哲学，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对农民的悉心改造，就不会有其彻底觉悟，农民就不会完成从“泥腿子”到“革命者”的历史转型，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将无从谈起。倘若不是对于湖北红安与河南新县农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了深刻改造，他们断然不会丢下锄头拿起刀枪闹革命求解放，“将军县”的盛名便不复存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不少人居功自傲，认为革命既已成功改造就是多余。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想。他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2]其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关于人的改造，毛泽东可谓成就卓然硕果累累。这不仅表现在对知识分子、农民、工人等群体的改造上，还体现在对战犯、对末代皇帝这些特殊人群的改造上。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指出：“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3]从农民到将军，从剥削者到劳动者，从战争罪犯到普通公民，思想改造作用巨大意义深远。此外，对于那些“改造别人的人”企图放松自身改造的意识行为，毛泽东也早有觉察与先见，他赫然指出：“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2]毛泽东认为，世界在变，社会在变，情况在变，人的思想也要变，这就需要不断改造。人的改造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认识无止境，实践无止境，改造就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