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幼儿园教育——基于《新三种文化下的学前教育》视角(3)

    在美国，尽管争论的核心是对教育的供给（如号召提供普遍的，公立的，早期儿童项目的议案）和范式之战，即对于发展适宜性教学和读写算直接教学这两个派别，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的范式之争，但美国幼儿园中其他的很多做法是不明显的，反映了核心的文化理念，它存在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哲学和意识形态中：包括强调选择、自我表达以及教师与其班上的每个孩子之间的双向关系的质量。共同的文化信念的力量会产生影响。
    在日本，有关早期儿童教育的不明显的、隐性的文化观念和实践包括mimamoru（观望与等待）、老师在孩童打架前不去干预的策略；强调移情（omoiyari）和情感（特别是孤独感和悲伤感）的发展与培养，认为儿童的“孩子气”是有价值的（kodomo rasbii kodomo）；以及年龄大的儿童与年龄小的儿童游戏、照顾较小儿童。根据美国标准，在日本幼儿园发现的较大的生师比（按美国的标准），一个老师对应二十、三十名学生，是隐性文化逻辑的一种特殊情况。换句话说，虽然30/1的学生/老师比是日本早期儿童教育的一个显著、明确的特征，但与该比率相关联的、受该比率支持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实践却是基于隐性的文化逻辑。该信念假设高学生/老师比率比美国幼儿园典型的10/1的学生/老师比率能更好地支持社会公德心（sbudan sbugi）和群体聚居技能（sbakkai seikatsu）的发展。
 中国人与日本人都强调团体的一致性，但是对于教室管理、以及个人的恶行，却有明显的不同。如：日本的教育者在儿童争吵时所使用的不介入技巧，以增进社会控制与社会团结的发展。中国人对此认为是对集体团结的破坏。中国人对群体的涵义，不可避免的与秩序的概念连在一起，认为一群没有秩序的儿童不是一个团体。相反，对日本人而言，无论是杂乱或是有秩序的，自发或计划的，无政府状态或控制严密的，都是团体。中国幼教学校的团体结构比大多数日本幼教学校，更具垂直与教师指导的特征。而在日本幼教学校里，团体导向意味着同伴团体导向，一般认为教师的涉入越少，则团体结合的水平就越强。在日本：群体主义与平等主义有关，谈论儿童的能力差异是一种禁忌。
 文化对三个国家学前教育的影响，特别是表现在“隐含的文化逻辑”。在文化实践中，在面对变革时，在变化压力下对持续性的诠释，有着比经济决定论、现代化和全球化所预言的那样更具有弹性和抵抗力。文化是持续性的一种原因，并且是全球化、理性化和经济变化影响的一个制动器。幼儿园这种机构，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既能反映文化，又能起到保持文化和社会存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Joseph Tobin, Yeh Hsueh, Mayumi Karasawa.(2009). 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 revisited: 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Barbara Rogoff. (2003).The cultural nature of human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Kenneth Ross & Llona Genevois. (2006). Cross National Studies of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Planning Their Design and Managing Their Impact. IEP UNISCO.
 [4] Banks,J.A.(1992).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multicultural education.Washington，DC:National Council for Social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