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电影文学在中华语境下传播的话语功能
作为具有多重价值属性的西方电影文学，在多元化的价值传播中，对中华语境的观众可能产生的价值影响，表现为西方影视文学传播的话语功能。西方电影文学在华传播审美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在没有获得观众时，这些价值观念只是潜在的价值蕴含，只有当它与观众见面，才有可能实现价值传播。可见，这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价值传播，是通过电影文学特定的话语路径，对中国观众产生影响而实现的。当前，在华传播的西方电影文学以“侦探”为话语内容，借助《007》系列电影的司法实践为宣传载体，表现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极力宣扬人类司法进步的意识形态控制；以“反恐活动”为话语内容，借助《黑鹰坠落》等系列电影的反恐战斗为宣传载体，表现出西方国家为消除异己而精心设计的心理震慑；从1963年米高梅公司拍摄的西部巨片《西部开拓史》开始，西方影视界制作了大量的“西部片”。由此，以“西部”为话语内容，西方影视文学凭着传奇色彩的牛仔形象，以及对于跃马驰骋持枪格斗的激烈场景虚拟历史的真实写照，意图宣传西方人彪悍的民族性格和倔强的精神倾向，展示其当下武力征服的历史渊源。以《意志的胜利》等众多纪录片为代表，构建“‘真实’纪录”的话语内容，西方国家的纪录片，就像西方家庭的电子相册，陈述着西方世界的光辉历程，其通过一部部光彩熠熠的经典作品，展示着西方世界完美的国家曲线。纪录片比演员表演的结果更加完美，更具真实感，中国观众通过对这些看似娓娓道来的纷繁故事的阅读，便被静静地吸引在影像穿梭的时空，[4]而忽视了意识形态的重重阻隔，误读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声音，感受“邻家”的美好日子，从而实现了西方影视进行意识形态重构的目的。以《异形》系列科幻电影为代表，西方电影尝试构建“科幻”话语内容，其借助真实科学、科学推想和思辨的方法，将未来的想象或是现实社会的冲突与魔法或宗教中的超验性观念结合起来，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实现其宗教排异的意识形态教化目的。[5]这些影视作品的话语传播，就是通过叙述视点的设定和叙述结构的动态调整，向观众传输蕴涵特定意识形态观念的叙事信息，进而占据西方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主导权。因此，西方电影文学在华传播的意识形态话语研究，就要以分析西方电影文学的这种多重的价值构成为前提，通过对其意识形态传播路径的梳理，来分析其实现价值传播的话语特点，也就是要考察其说什么，对谁说，怎么说，说了有什么效果的话语问题。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习惯了中国文学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语言形式，在遭遇到西方影视文学陌生化的艺术表达时，自觉的批评意识在影视有限的阅读时间内，难以发力。可见，西方影视利用故事层面的变奏形态，和影像的奇观效果，往往使中国阅读者迷失在影视文学视听语言的时间流程中，而不能自觉进行意识形态评价。因此，只有通过对西方影视文学传播的话语机制及其效应评价的研究，才能准确把握中国观众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从而为探索相应的对策，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概而言之，西方电影文学在华的意识形态传播，就是在西方电影作品与中国观众之间架起一个对话、沟通、交流、教化的话语桥梁，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传播。可以将这座话语桥梁统称为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桥梁。只要能对这座话语桥梁进行全面而细致的“内外”对比研究，就能明确地识别，在桥梁的西方一边，通过什么方式在传播，传播过来了什么；也就能够准确地把握，在桥梁的中华一头，谁在接受传播，通过什么方式接受传播，接受传播之后，有何影响。从而可以在电影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的对比研究中，在差异性与共识性意识形态的对比分析中，探索出对于差异性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防范措施，揭示出对于共识性意识形态传播的接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