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自然对象的尊重与生态道德的还原
南永前图腾诗生态意识的体现还表现在诗人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实现了人们对众多图腾形象道德观照的还原。在生态理论视野里，人类中心主义本身就是对自然生命伦理秩序的破坏，“天人合一”本是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但是，随着人类欲望的膨胀，人们对自然占有、征服的意志越来越强烈。“人类由自然之子变成了自然的征服者、统治者，随着自然作为生命的一个重要维度从人类文化世界中被剔除出去，人类的心灵活动不再表现出与自然规律、地球生态圈的活动规律的一致和谐，而表现为一种病态的自我封闭、狂妄自大和痛苦猥琐”【7】p39。人们通过开山取土、筑坝蓄水，驰马狩猎、张网捕鱼来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获取了征服对象的无比快感。在这种意志支配下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过度改造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与自然统一协调的关系，人类也因此而重新建构了一整套各种生命之间的道德关系。人们习惯于站在人类立场上来阐释自然界各种生命之间的道德内涵，一方面，人们习惯于自然环境以及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所有物类为自己所用，并以这些对象为人所用的适用度为标准对它们进行道德评价。对适宜于人生活的优越的自然环境称之为山清水秀，对不适宜于人生活的环境称之为穷山恶水；对适合人消耗且容易控制的牛羊鸡鸭、鱼虾扇贝称之为美味佳肴，对能满足人的消耗但不容易控制的豺狼虎豹称之为阴险狡诈、凶狠残暴，对不适宜于人消耗的蛇虫乌鸦等称之为邪恶污秽。另一方面，人们往往喜欢在认知对象中去寻找自身的道德认证。通过简单的移情，人们不顾对象本身的生存方式去肆意地对对象进行道德评价。视翠竹梅花为清高的象征，视松柏为坚毅的象征，视狮虎为王者的象征；以狐狸为狡猾，以蛇为阴险，以猪为蠢笨。这些以人为中心的对自然环境和生命的道德评价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生命的良好秩序，扰乱了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客观认识。在南永前图腾诗中作者以图腾形象为视点，尽力客观描绘这些形象的生命本色，即便有一些道德判断，也一定是站在形象本身的视点上进行一种道德的想象，以此来对图腾形象进行一种道德还原。
在诗人的视野中，“云”、“雨”、“水”、“土”、“火”等要素构成的自然环境不是人类征服的对象，相反，这些要素生命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人们面对这些自然要素的道德价值不是征服后的愉悦，而是生命的感恩。在诗歌中，诗人首先重新认定了这些自然要素与人类生命的关系，认为“水”“为人之始源/为万象之始源”，“水”“开启与闭锁一切一切/生命与灵魂之门之神灵”（《水》），“水”决定了生命的生存与灭亡；认为“土”“孕育生灵”（《土》），“山”“养育一切能吟能歌能舞之灵魂”；“火”也“孕育无数美丽之生灵”。这是诗人表达的对自然环境尊重的道德情感，即便是对一些并不一定适合人生存的自然环境，诗人也给予其高尚的道德评价，“即便被遗弃/即便赤身裸体/即便伤痕累累/即便残缺不全/却以博大之气魄/昂/首/挺/立”（《山》），这种道德评价完全超越了以适应人类生存为标准的“穷山恶水”一类的评价。其次，诗人还站在生态立场上对自然环境破碎的现状表示无比的忧虑，“雨在急切切地呼唤/在草原/在森林/在沙漠/面对破损的世界/呼唤他的手指/呼唤他的双腿/呼喊他的衣裳/声声呼唤/揪人心”（《雨》）；“只有风安逸了/人间方能其乐融融”（《风》）；“不要砍伤土的手指/不要弄乱土的长发/不要玷污土的眼睛/永恒的土之神灵/是一切生灵永恒的福音”（《土》）。这是诗人生态意识的觉醒，如果回到自然对象立场上去表达各种图腾形象的道德内容是一种自然物象的道德还原的话，这里的呼喊则是对人们欲望克制的劝诫。强烈的欲望让人对现实环境不堪重负，“狼的嗥叫中隐藏的内涵，它已被群山所理解，却还极少为人类所领悟”【8】p124。无论是对自然的生命感恩还是自我欲望的克制，其思想内核其实就是对人与自然道德关系的改善，图腾诗中人与各种图腾形象的对话，都体现了从主体和客体对立到人与自然对象的相互体认、相互依赖的转变。
南永前图腾诗对图腾形象的道德还原还表现在诗人对与人共存于地球的其他生命形式的道德表达，这种道德表达完全不同于在人类久远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以人为中心的习惯性的道德认识，而是站在每一种图腾形象的生命主体的立场上对各种原生态的生命关系的表达。“黄牛”不再是以作为佳肴奉献给人们为价值，“若遇同类被杀之地”，“眼睛便立刻充血/怒吼——怒吼”（《黄牛》），对人类或者其他猛兽屠杀行为的抗议不但表现出“黄牛”对强者的抗争，同时也表现出对同类的亲情，对生命的珍视。“黄牛”在此表现出来的生命伦理意义就已经超越人类赋予它们的忍辱负重、乐于奉献的被动意义，而具有了作为独立生命个体所表现出来的生命的尊严。人们对“羊”的态度成为诗人道德反思的内容，“替人之冥冥之罪/替人之不善之恶/被逐/被逐于荒漠之原野/被逐于森森之雪谷/甚而/被杀于威严之祭坛/被杀于祈祷之早晨”（《羊》）。人们对“羊”的传统价值认识违背了原生态的生命道德关系，诗人对任人宰割的羊的同情甚至对这种关系的反对不是宗教情感的发泄，而是生态意识的表现。“乌鸦”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是一种不吉祥的象征，但诗人在诗歌中对“乌鸦”进行了道德平反，“乌鸦”“把窈窕的体态给了黑夜/把艳丽的衣饰给了黑夜/把婉转的歌喉给了黑夜/把世人最为仰慕与赞叹的全部/给了黑夜”，奉献是诗人对“乌鸦”的道德赞赏，诗人也因此为奉劝人们“不要詈骂她/不要捕杀她”，因为“她是为人畜巡狩之神/她是为黑夜报警之神”（《乌鸦》）。“龟”“不畏鹰隼之利爪/不惧野兽之重蹄”（《龟》）；面对硕大的“鲸”，“最凶狠的杀鱼/最凶猛的海豹/也从它之脐下/慌慌张张/逃窜”（《鲸》）；“犬”一方面“也曾有过舜位/也曾威风凛凛”，另一方面也“随地撒尿/随地拉屎”。诗人从这些动物图腾本身的生活特征和生存环境来呈现它们的生命特征，站在它们的立场上来表达道德内容，既肯定了它们符合人的意愿的行为，也不回避它们不太符合人的意愿的行为，表现了对共存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