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一直指责顾彬哗众取宠言不由衷，甚至不惜借用李锐先生定义的“精神浮肿病”。他列出四条资料翔实、逻辑残缺的理由，内中的推论环节让人惶恐。先看他论证顾彬“说话极不负责任”的第四条证据，他由此引出了“精神浮肿病”的概念继而研究顾彬病例。顾彬说：“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的当代世界文学。”刘先生接着援引并逐句批驳：刘先生承认葛浩文“删除某些长篇中的个别章节”，而顾彬却“蓄意夸张为‘概括文意、剪裁、整合、再书写’”，“与事实全然不符”，“他‘蓄意捏造’的机谋”有二，“一是借此把莫言的创造之功一概抹煞；二是借葛浩文之名而抬高自己、兜售自己、膨胀自己。”这里我们看到了结论与论据的巨大裂缝。
尽管论证不够严谨，我们还是需要关注刘先生的结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对当代文学翻译的批评，一言以蔽，追名逐利是也。我想我可以提供刘先生省略的顾彬的论据之一，葛浩文翻译《狼图腾》时删去了姜戎的后记，因为“在德国人看来，（后记的内容）完全是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葛浩文还“删除了书中的某些思考、反思汉族的问题”。刘先生既非翻译家亦非文学家，他把葛浩文“删除某些长篇中的个别章节”一语带过，似乎不值一提。作为学者，他再次疏忽了学术规范，文本的真实性是文学研究的基础，要想真实的向国外读者推介作家的艺术造诣，翻译必须力求真实完整。现代经典作家米兰.昆德拉和纳博科夫为此作了艰难的实践，留下一段文坛佳话。昆德拉细致的考订好自己所有作品的法译本，然后只允许翻译他修订好的版本，译本翻译过程中他会不厌其烦解答译者的疑惑，译本完成后他会随机抽查一些段落考验译者，这点翻译过《告别圆舞曲》、《被背叛的遗嘱》的余中先教授可以证明。纳博科夫去国后逐渐放弃俄文写作，但为了确保《洛丽塔》的俄语版本的真纯，他放下创作，亲自翻译《洛丽塔》，他对意译深恶痛绝（葛浩文承认自己的部分翻译是意译）。昆德拉的意大利出版商说：“确定一个好译本，不是看它是否流畅，而是看译者是否有勇气保存并捍卫所有那些奇特而独创的语句。”从这个意义上看，葛浩文的翻译值得商榷的地方就太多了。顾彬先生的译著有《鲁迅选集》六卷本、北岛《太阳城札记》、杨炼《面具和鳄鱼》等，除此，还有专门的翻译理论著作《黯影之声》。窃以为，有作品出产的翻译家关于翻译的看法应该比门外汉的有分量。
刘先生质疑完顾彬的专业水平后，继续“问题之外”的研究。研究的基点是材料，笔者读到的却是一通气势汹汹的自言自语，他的思路飘忽不定，他的问题古怪离奇。从德国涌现一大批让世人瞩目的哲学家到质疑顾彬的“诚实”、“严谨”、“学术规范”，好奇顾彬善讲大话、胡言乱语而无心理障碍，判断顾彬“狂而阴”、“阴而痞”，拷问顾彬的“精神浮肿病”的来源和其在德国文化的类型（“是特例还是常例？”），以及顾彬病发是“受中国污染还是他在（趁机）污染中国”？寥寥数语跌宕起伏，左冲右突，差点淹没了主线——顾彬“狂而阴”、“阴而痞”，这既是刘先生立论的基础，亦是其终极结论。
刘先生的第二个研究课题近似无理取闹，高的作品在大陆传播受限，这是事实（互联网已经大大改善了这一状况，高的主要作品都流出了电子版）。顾彬“侮辱”高和当代文学的言论在大陆畅通无阻与顾彬一年被大陆邀请七次并不构成密实的因果关系。顾彬的“侮辱性”言论既然没有现形，则刘先生的批驳无力，笔者欲澄清又无据。大陆当下的语境亦缺乏充分探讨的契机，刘先生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的删节本即可佐证。
第三个课题研究刘先生除开重弹的老调，只剩一堆欲加之罪，反思“文革”中的“红卫兵”作风和“造反派恶习”固无可厚非，但藉反思之名行打击异己之实——刘先生自始至终都未曾提供坚实的证据和缜密的推理，各种有失学者风度的指责却接二连三上演，让读者不明就里：前一句话还在反对人身攻击，后一句话却暗示对手和“文革”中红卫兵及造反派的精神血缘关系。
学术批评应该推重与人为善的原则，观点可以不同，也可以相互辩难，前提是理性温和。学术争论应该尽可能使用“说明和更正”的方式，不宜随便怀疑对方的专业水平及道德品质，更不应使用杂文或者嘲讽的语言进行非此即彼的“殊死搏斗”，这些讨论方式都将损害正常的学术氛围。
参考文献：
[1]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顾彬.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J].南京大学学报，2009，2.
作者：钟赵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