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02年10月，张磊研究员在《民国广东大事记》的序言中写道：学术研究离不开政治，但又不应从属于政治。这说明张磊对1993年学术讨论会中提出的宣传和研究的关系，又有进一步的思考。
王怀洲说明，关于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结合得及其紧密。比如江青四人帮的控制下，研究历史有一段时间以评法批儒为中心，政治性极强。当时，要是有人敢为孔子、孟子等儒家说好话，必然要挨批斗。江青四人帮又把周恩来影射成儒家。记得1979年笔者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历史系发下来的中国古代史教材，自始至终贯穿着儒法斗争的主线。
1993年王怀洲在论文中写道，笔者并不主张把历史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对每一历史事件的繁琐考证上。回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绝对不能讲历史研究以史料搜集为中心的，甚至不能讲对历史事件的考证。现今的历史研究，专门收集史料也好，专门考证历史史料也好，都不会受到责难和批评。今天的学术环境，已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但历史研究不应以历史考证为中心，也不应该把史料搜集作为唯一研究手段，这也是国外史学界的做法。比如，西方国家出版了一套书，叫做《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显然，像这类历史书，单单依靠史料和考证，还是不够的。要求作者有很好的政治洞察力。
现在的中国历史学，也有宣传和研究结合得很紧密的一些领域。
比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2010年12月版，就跟政治有十分紧密的联系。
但是，一些地方史志，特别是古代地方史志，就跟现实政治关系离得很远，当然，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四人帮是不允许的。
所以，张磊研究员所说的学术研究离不开政治，但又不能从属于政治，总的说法是对的，但深入研究下去，也是一个大课题。
跟政治关系很少联系的领域，还有一些地方开展的族谱研究，这类历史研究，跟政治的关系已经离得很远。
跟政治关系很紧密的还有很多。比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一些历史学工作者，就有这样一个宣传任务——宣传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所领导的军队，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前，在美国对日本宣战以前，美国国内也有对日本妥协的派别，这反过来又影响了蒋介石集团，所以蒋介石集团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确实有跟日本某些领域妥协的情况。而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后，蒋介石集团的抗日立场才非常坚定。在坚定抗日方面，共产党做的好些。当然，从历史研究的宣传和研究的关系来看，还是不应该大规模暴露蒋介石一些对日妥协的情况。因为，1982年《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中提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做出巨大贡献。而廖承志的信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
这篇论文最后一句话是，跟民主政治紧密联系的历史研究领域，理应受到更大的资金支持和其他支持。
【注释】
［1］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74.
［2］廖仲恺何香凝学术讨论会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421.
［3］廖仲恺何香凝学术讨论会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93.
［4］廖仲恺何香凝学术讨论会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68.
［5］廖仲恺何香凝学术讨论会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69.
［6］廖仲恺何香凝学术讨论会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96.
［7］唠饏凝生平事迹研讨会暨民革前辈纪念场馆联谊会第一次年会交流材料，2012.7.41.
［8］廖仲恺何香凝学术讨论会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97.
［9］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人民日报，1982.7.25.
【作者简介】王怀洲（1957.8－），广东揭西人，本科学历，馆员，研究方向：中外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