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启蒙与湖湘女作家的性别书写(2)

　　在《梅姑娘》中，谢冰莹描述了一个不幸的新娘，被父亲嫁给有钱人家一个患了软骨症的“怪物”软子，“她来到谢家之后，曾自杀过三次……但都被别人见到而得救了。这次啊，第四次，这最后的一次，终于死了。”在《女兵自传》中，谢冰莹详细记述自己的逃离体验，从“第一次逃奔”写到“第四次逃奔”。白薇《炸弹与征鸟》中的玥，从虐待她的夫家逃出，投水自杀未遂之后，决心逃离家乡，白薇详细描述逃跑时的心态：“她选着旁边幽寂的小路，这幽寂的坟山累累的小路，像有鬼神的诉哭。然她拖着伤痕的肢体在奔驰，这是她脱离压迫的最后的超度！我永不回首那冤家了，永不回首那冤家！她边想边像流星飞驰地飞过……”[6]丁玲《梦珂》写一个女性如何从乡村进入城市，无论是从学校逃离，进入大都市上海的经历，还是她想当影星来谋取自立的幻想，都能看见丁玲自己的影子。这是一个女性不断逃离，又不断为环境所逼迫沉沦的主题，在小说的结尾，梦珂去考演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导演一声“跑”的大喊下，一直隐忍着的梦珂晕倒了。梦珂的逃离和逃离后的“无路可走”真实画出娜拉出走后的困境，也为那一代的逃离者的未来画出一个问号。 
　　白薇《打出幽灵塔》中的“幽灵塔”取自于雷峰塔镇压白蛇精的传说，剧中指的是作为封建家长和性暴君的“父”对女性的镇压与奴役，“家”无异于一个由男性恶魔主宰的地狱。在最后的剧情高潮中，所有受压迫受凌辱的女性全体登场，作为一个整齐的阵营出现在舞台上，有受难的母亲、受欺凌的妾、受摧残的女儿、女仆，她们汇成了一个复仇的性别群体。她们的反抗不是为了推到一个暴君、一个淫荡的父亲，而是整个“幽灵塔”，那镇压白蛇的整个实体，从而创造了一个“我们的世界”[7]　在背叛父权家庭的立场上，三位女性的态度是异常坚定的，正如谢冰莹在《不自由，母宁死》这篇文章中讲到的：“尽我们的全副精神到死，即使我们眼前不能得到自由，也可以为后来的青年男女开条自由之路，使他们循着这条路走入幸福之宫去。” 
　　三、反抗：性别书写的出路 
　　“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并非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从‘父’之家里跑了出来的这一次，而是她们从‘父’的家跑出来之后，却重复与在‘父’之秩序下一般无二的角色后，无数“娜拉”痛不欲生的困惑与思索的这一次。”[8]逃离之后，她们的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她是谁？她是何种角色？她的生活，她的人生将与过去有何不同？如果从“父”的枷锁中逃出，仅仅是又跳进“夫”的火坑，如鲁迅先生《伤逝》中的子君一般，那么，娜拉出走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些“冲出家门”的新女性纯真的感情接着就被改头换面的公子哥借助“个性解放”的名义加以玩弄，女性真正的自由解放无从实现。丁玲笔下的莎菲提出：“我的病没希望好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性别意识的女性所提出的一个女性必须在历史创造中有立足位置的振聋发聩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莎菲”既追求爱情又离不开爱情，又如此害怕爱情挑剔爱情的深层原因。“莎菲”们的呐喊标志着以丁玲为代表的这批女作家已经而开始了真正的对自我角色的质疑。从三位女作家的创作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湖南女作家的创作已经超越了第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她们开始真正思考女性出走以后的生存问题和对自我真相的寻找。 
　　“如果确立新的道德标准，对于妇女来说，即要从‘贤妻良母’中解放出来，做一个社会上的人”[9]这是1937年4月，白薇对《大公报》女记者蒋逸宵提出妇女问题的问题的回答。白薇作品中的女性从新婚的丈夫家逃出来之后，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开始对自我的寻找，余玥想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女性的地位和听人摆布的命运，而且她发现，在男性中心色彩依然很浓厚的社会里，女性还只是“点缀这个革命舞台的花瓶”。在这样前途渺茫的困窘处境中，她没有丧失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还是以极强的信念和毅力为争取自身的独立和生存孤军奋战。少梅被强迫卖给豪绅胡荣生做姨太太，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她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女性的自尊和清醒。她以丈夫的移情别恋为契机，大胆地用离婚的新式办法赢得了自由，开始了自食其力服务社会的新生活，她那种对物质生活的毫不留恋、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体现了一个知识女性决绝的反叛姿态和清醒的女性意识。碧苇是一个饱受男性和男权思想侵害的受损女性，苦难的人生经历使她体悟到，在“男性中心色彩还浓厚的万恶社会中，女性是没有真相的。”这是挣扎在旧时代车轮下的女性的怨诉与哀吟。即使这样，碧苇还是以极其乐观的态度和鲜明的反叛意识对抗屈辱的命运和社会对女性的压制，表现出了女性难得的自尊和自信。 
　　谢冰莹的四次逃婚经历让她深切体会到现存社会秩序对女性的压制和迫害，也坚定了她改变女性劣势地位，实现真正女性解放的决心。《女兵自传》记载了一个时代女性如何冲破封建营垒，忍饥受饿、千辛万苦，积极参加社会革命，始终不降理想的风帆，冲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中，给人以奋斗之力、前进之力，是那个时代女性解放的一面旗帜。在离开“父亲”的家庭之后，谢冰莹并没有像其他觉醒了的新女性一样，醉心于讴歌幸福爱情、自由婚姻，而是把自己改造成为一名“女兵”，从狭隘的个人圈子走向了社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