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萍：我一直在想，至少有两件事与学前教育领域的公平问题相关：其一是确保不同背景的儿童都能接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包含着起点、过程、结果的平等）；其二是如何通过教育使得公平和正义的理念能够在下一代的思想中得以生发。就前者而言，很多人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职责，甚至希望政府将学前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的范畴。但正如您所说，如果父母不送儿童入园怎么办？父母有权不让孩子入园吗？就后者而言，课程和教师素养非常重要。而您在刚才谈到“理想的开端”时，也涉及到了教师的素养问题。我们先听您谈谈政府职责，然后再来说教师问题。
李子建：好的。现代脑科学的研究表明了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其实幼儿教育是很基础的教育，是基础里面的基础教育。如果我们相信生物医学的观点的话，我认为从长远来说，学前教育应该纳入基本的普及部分。但是普及的方式可以考究，儿童在哪里接受这种有质量的普及教育，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决策的。幼儿园只是一种机构，或许还有其他合适的机构。在西方国家，出现过“在家上学”(home schooling)运动，既可以理解为家长与国家之间争夺儿童教育权，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对学校以外的教育机构和教育途径多元化的一种探索。对当前中国而言，中央及地方政府承担更多职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学前教育是否“义务化”，以及如何去理解“义务教育”，比如“义务教育”一定是在公共教育机构当中实施吗？这些问题还可以讨论。
杨晓萍：我们接着来说说教师问题。
李子建：好的。但是这里我需要补充一点，看似与教师无关，实际上非常重要。我们最开始谈到个人层面和群组层面的教育公平，其实应当还有一个层次就是教育机构的层次。我长期研究学校改进，深知单个教师总是深受学校组织的影响，教师总是特定学校机构中的成员。每个幼儿园的质量是有差异的，即使是相同的课程、相同的教师，在不同机构当中仍然可能展现出不同的质量差异，因为这要受到领导、学校文化、师生关系等的影响。所有的这些因素共同产生了一个质量状态。这个状态如果不处理的话，公平问题还是不能够处理。
杨晓萍：也就是说学校效能的不同也会对我们的学前儿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不同学校的效能往往因领导、文化等存在很大差异。
李子建：是的，如果我们不处理差异、不关注机构效能和改进，最后将会产生结果的不公平，因为孩子的成长是非常受微观生态系统影响的。
杨晓萍：您提到了学校效能与改进，让我想到当前中国内地的一种做法，那就是用优质幼儿园去辐射和带动弱势的幼儿园或者新建的幼儿园，采用包括教师轮岗、结对帮扶等措施试图提高每个机构的效能，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在此方面，香港有哪些经验可以为中国内地提供启发呢？
李子建：在学校改进方面，让我们回到原点，那就是我们有没有最基本的要求。国家现在投入大量的财力，其一争取了儿童的入园机会，另外一方面，幼儿园的质量也该有一个起码的标准。现在这个标准可能需要进一步明确，并且需要加快完成。
二、关于幼儿园教师伦理的讨论
杨晓萍：也就是说您认为内地急需建立幼儿园质量标准，以此缩小幼儿园之间的差距，最终达到教育过程和结果公平。在这方面，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借鉴国际经验和进行本土研究，例如我们出台了《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各地也有诸多幼儿园等级验收的相关考评标准。现在我们回到教师问题上来，基于各种原因，特别是一些消极事件，国内目前对于教师伦理的关注非常强烈，您如何看待幼儿园教师的专业伦理？
李子建：依我的理解，“伦理”与“专业伦理”需要区分。伦理这个词是个人层面的，主要涉及个人的道德素养、取向、态度水平、价值观等。“专业伦理”则是对特定社会角色身份下的要求，属于行业层面。当然，你也可以说专业伦理当中包含了个人的基础要求和外部的行业要求两个层面。就教师伦理而言，无论是小学教师、中学教师还是幼儿园教师，都有共同要求，但是幼儿园教师接触的是年纪小的儿童，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就是在幼儿园教师这个特殊身份之下，对从业者的伦理要求，包括如何对待孩子、对待家长，也包括和家长、社区的合作。专业伦理除了自我要求、自我改进之外还有外部要求，即外部社会对从业者的期望、要求，是对幼儿园教师这种特殊身份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幼儿园教师的专业伦理。
杨晓萍：我们前面一直在谈公平问题，如果在教师伦理当中有公平意识的话，相信这对推进教育公平也是非常重要的。幼儿园教师在个人伦理或者专业伦理约束下，非常重视公平问题，那么他对待每个孩子的方式，他对自己的教学要求以及付出程度可能就会很不一样。因此，幼儿园的物质设备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幼儿园教师对课程实施、幼儿的理解不同，他能不能把公平的机会给予儿童，将会影响儿童的发展。所以说，教师伦理当中的公平也是教育公平的重要维度。
李子建：我同意你的说法。例如，课堂里面学生是不是有同样的参与机会，教师会不会因为他的背景不一样对他有意无意的轻视或者不重视？他的语言里有没有尊重学生，这都会影响教育公平。而这些也都在教师伦理和教育实践的范畴之下。
杨晓萍：既然教师的专业伦理如此重要，那么如何有效形成呢？基于我的理解，教师个人受教育的情况，尤其是个人的成长经历对其伦理观念非常重要。而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外部规则逐渐内化的过程。那么您如何看待从制度层面推动教师专业伦理的发展呢？
李子建：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过专题演讲，就是讨论专业伦理。现在大部分的制度、教育政策或发展里面很喜欢用政策、制度、标准，我们称为外部的要求。我认为这是需要的，作为一种引领、要求、约束。但是就伦理而言，我刚才已经说过，伦理是一个自我内化、内省的部分。这个部分单靠外部约束是有限的。最重要的是教师在即使没有外部要求的情况下，教师自身也愿意做好。
杨晓萍：也就是要建立教师自身的反省和自身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意识，进而才能够将外在的标准内化为自己的认识，践行在自己的工作中。
李子建：儒家文化里有两个词，一个是“慎独”，另外一个是“三省吾身”。当你单独自处的时候，没有人看你了，你依然是谨慎，注意自己的行为思想，没有人监控你、约束你，但是你还是有习惯、有内化的机制去反省和改进。当然外部的制度是必要的，但是通过这个只能部分解决问题，真的要推动教师专业伦理发展的话，还是一种价值取向、一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