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与流行文化、娱乐元素的联姻固然能够博取民众的注意力，但同时更需要注意把握“表演”的度，避免将政治综艺化。那些为了迎合媒体需要而进行的政治表演，对厘清事实真相、解决实质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应该适可而止。政治传播不能为了表现亲民的一面，为了突出质询的态度，就像演员一样拿出各种道具将政治事件戏剧化。日常化是政治传播在全媒体时代的自主选择，但倡导者们如果一味地将政治传播的场所当作表演的秀场，同样只能收获事与愿违的消极传播效果。
政治传播的中介：角色的功能化
在全媒体时代，首先是传播管道的开放导致政治传播活动的参与者范围越发广泛，由此聚集的能量也越来越多。其次是制作、传播政治信息的工具简单化、平台多样化。“人人皆为传受者”的现状，将政治传播中介的角色转化推向改良的中心点。政治传播的中介成为一个为各类政治讯息提供发布可能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整合和交易信息。与其说媒介“控制”了政治，不如说媒介造就了一个空间。在这个所谓“先进的”社会中，政治主要是发生在这个空间之中的，大多数人不管愿意与否，想要参与政治辩论，必须通过媒介才能实现。大多数试图影响政治意见的努力，都必须通过某种“媒介建构的公共领域” 才能得以实现。公共领域被描述为这样一种空间，人们在这里可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讨论各种市政议题，不会因为国家或者市场机构的各种压力而扭曲。全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中介，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各类致力于改进民主的努力在政治规范不断完善和政治运动的连番实践中得到实现。全媒体时代下的政治传播中介者正是本着这样一种良愿，在适应传播环境改变的趋势下，将自身角色由信息的守门人转向信息的提供者，这并不意味着信息的把关不再重要，而是对传播中介者提出了产生变革力量的要求。
互联网影响下的各类媒体在为受众提供便捷、及时的信息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风险。首先，由于互联网平台缺乏专业、严格的信息审核机制，政治传播内容真假难辨，部分信息在未经第三方核实的情形下“裸奔”。其次，新媒体的“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快传播、大影响现象给信息把关造成困难，也对媒介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再次，新近流行起来的“微文化” （微信、微博、微客等社交媒体）受制于“微”的限制，很容易一味追求短小精悍而脱离原来的背景，成为去语境化的孤立信息，给信息理解带来错误或偏差的诱导性。政治事件天生的显著性令其一直处在民众关注的焦点之下，任何一些看似不起眼的错误信息都可能成为误导民意、煽动群情的罪魁祸首。以“郭美美事件”为代表的慈善丑闻，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造成极大的破坏。不可否认，微博这一极具传播影响力的中介，在这场风波的发生、发展、调查、追问和结果公布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时间，微博几乎成为了这一社会事件的信息源点。但微博本身作为一个平台，并没有追查事实真相的资源和能力，它所能做的就是呈现各方的结果，而这些分散、凌乱的信息在被转发和评论时又受到字数的限制，于是，有关真相的网络讨论总是众说纷纭。如果全媒体时代下的政治传播只扮演一种“中立”的中介呈现角色，那么在碎片化信息面前，民意一旦被唤起，其消极影响将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被放大。
政治传播的受众：参与的选择性
互联网所开辟的全媒体时代将政治讯息的消费者变为政治传播的参与者和制造者，一股民粹主义潮流在文化、政治和媒介领域悄然升温。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媒介，不无争议地将“一些编辑过程”转到“观众那里”。政治传播中的受众，通过话语创造、自嘲讽喻等方式，实现对社会决策的干预和反思。在当代中国，去中心化、消解宏大叙事、挑战主流文化等行为，网络媒介对大众在线参与的鼓励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网络互动作为一种相对草根性的信息交互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主流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其自由、片段式的表达方式，为公民随时表达意愿、参与监督提供了方便的平台。不断膨胀的媒介渠道，给受众创造了参与和影响政治事件走向的机会，政治精英们在大众心中的地位因此日渐低落。
除此之外，全媒体时代下政治传播的受众还面临着另外一种尴尬：一方面，面对是否要主动参与政治生活，他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另一方面，媒介所呈现的爆炸信息令他们无处逃避。所谓更多的选择自由，主要是指在传播渠道多元、传播形式多样的媒介环境中，受众似乎更容易找到并享用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躲避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内容。不论是从数量、种类上来看，现在的受众接近和使用媒介及其信息来源的可能性都越来越大。这就使得一些个体受众成为“专家”，他们花费大量时间用以消费他们所钟爱的材料；而另一个同时存在的尴尬是，如今的政治传播总喜欢混杂在其他信息之中，以不同的样态活跃在大众媒体上，这种日常化的趋势表现在受众往往于无意识的状态下，就已经暴露在它们面前，成为政治传播的“被动接收者”。正如德里·卡皮尼和威廉斯所说： “（各种媒介管道的膨胀），给公众进入政治世界既创造了新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麻烦。”
因而，全媒体时代下的受众可以被重新结构为三类：一类是积极活跃、行动力强的“参与者”或日“制作人”，他们以一种民粹主义的诉求填补一些合法的空隙，例如2012年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宁波PX项目事件，网络用户同当地民众联合起来的关注、参与和支持对整个事件的解决起到重要作用。在关乎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面前，网络舆论的集体声音为社会事件的走向提供了参考。第二类是消极逃避、反感甚至抵制看到政治传播内容的“被卷入者”，他们尽可能避免在媒介中接触到政治。然而，在全媒体时代，他们很难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被捆绑兜售的政治新闻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生活中， “被动接收者”与普通受众之间的身份界限也日渐模糊。第三类是左顾右盼、方向不明的“围观者”，他们在受众中占据大多数。这一类群体在集体行动中更容易表现出排斥异己，极端化、情绪化等特点。当他们的情绪被唤起时，一种压倒性的“多数人暴力”便会迅速形成，并发展成具有社会动员性质的群体性行为和事件。以近年来中国台湾地区街头频繁出现的街头运动为例， 2014年上半年因台湾当局发布“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而引发的静坐、占街行为，此前声势浩大的“百万倒扁”运动，这些发生在岛内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背景下的全民政治秀，都难免成为群众发泄怨气、表达不满的一个出气筒。在这场平民政治秀的盛宴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来自民主政治意识推动下的政治参与，更多的不过是一场全民发泄总动员。民间个体之间的矛盾，一时间都找到了发泄的途径，最终造就了“呛扁”运动。岛内形形色色的人群都在“呛扁”的街头政治秀上演着自己的“发泄剧”，政治参与已经变质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发泄。 如何有效避免当下政治传播的群体活动转化为“多数人的暴力”，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尽早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