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两对矛盾本质上也是一致的，无论是政府还是专家都习惯于否弃社会理性的力量，而单从专业主义角度来谋求对风险识别、预判以及治理权力的垄断。目前互联网上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就是典型。在风险社会中，任何专业性行动的后果都会超越专业本身对社会领域及其中的主体产生的影响，再造自然和社会，可能的受影响者当然有权力表达自己的诉求，干预施动方的行动；并且，在这个表达诉求和参与技术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再造的过程中，民众的社会理性能力、公民精神也能够得到相应的发育和实践。
一言以蔽之，唯有通过政治理性、技术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平等对话，方能为治理风险创造更为恰切和有效的路径。特大型城市既是中国风险社会的浓缩，又聚集着所在地区甚至全国层次最高的知识力量、政治力量，政府能否充分利用这些积极的因素，在超越风险社会的努力中建设一个破除专业藩篱、超越市民视野、充满社会理性和公民精神的现代社会，决定一个城市甚至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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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周志家，环境保护、群体压力还是利益波及．社会．2011 （1）；龚文娟．约制与建构：环境议题的呈现机制，社会，201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