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破除官场“圈子”文化，强化行政的公共意识
官场“圈子”文化是差序格局的社会怪胎。因为这种圈子的关注点总是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徘徊，并常常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而游离于公共利益之外，拉帮结派、漠视法治，并不断地在圈子中进行着私人的利益输送，形成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连环输送的利益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因此，对于官场圈子文化，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坚决反对。在公共行政领域，同样必须破除这种官场“圈子文化”，以强化公共行政的公共责任。
公共性是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公共行政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美国公共行政学家弗雷德里克森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描述为“一种对公民的广泛的和问心无愧的热爱”，较好地表达了行政的“公共性”特征。公共行政人员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实施行政行为的公共利益优先性。即使一个行政人员承担的是多重角色，在面对多重角色责任冲突时，他也应当而且必须按照责任的等级序列来确定何种责任的优先性，而不是首先将自己的利益或某种所谓的圈子利益摆在优先位置。因此，对于行政人员来说，只有抱持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一切行政活动以公共利益价值取向为标准，才能保证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从而构建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公共行政体系，走出行政伦理困境。
（四）提高权力运行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强化对公共行政行为的监督
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被滥用。监督的前提是公开和透明。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权力的神秘化不仅保证了权力行驶者的权威，还维持了民众对权力的畏惧和服从。高度神秘化的权力在黑暗中肆意妄为，公众无法监督，也无从监督，因为公众无法知晓权力的运行边界和运行程序。在黑箱中运行的权力使行政伦理显得无足轻重，陷入困境。
要使行政伦理发挥其正常功能，就必须首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给权力划定合理的边界，制定合理的运行程序。权力的公开透明不仅使权力行使者认识并意识到权力的边界，从内心深处约束自己对权力的滥用，而且为公众和媒体对权力运行的监督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只有强大的外在监督才能为权力的良性运行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因此，通过提高权力运行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实现公众和媒体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是走出行政伦理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
（五）利用道德和法律手段，强化对公共行政行为的控制
道德控制是促进公共行政实现公共利益从而走出行政伦理困境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所谓道德控制，就是通过道德教育，使行政人员把行政伦理规范内化为个人的信念和品德，在良知和信念的引导下自觉维护行政伦理的价值；同时，通过道德评价，让舆论引导行政人员主动遵守行政伦理规范。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是保证其行为之合伦理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提高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无疑是避免行政伦理困境的第一道防线。但是，面对利益和权力的巨大诱惑，道德控制又显得相对乏力。因而，除了道德控制之外，对公共行政还必须实施外部的法律控制。
法律的外部控制指的是把行政伦理原则、精神和规范转化为相应的行政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实现行政伦理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缺乏刚性的法律制度，柔性的道德呼吁是难以保证行政行为的贯彻实施的。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都致力于对行政行为进行外部控制，将行政伦理法制化，并建立相对独立的行政伦理委员会。这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因此，加强对公共行政的立法，通过法律实行有效的外部控制，是公共行政走出行政伦理困境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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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阮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