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2)

　　二、我们对克鲁格曼批评的分析与评价　　　　在这一节我们力图全面讨论克鲁格曼批评，有些评论与前面提到的学者的批评相似，为了相对完整，我们也再次做了阐述。　　　　（一）关于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的发展历史及其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测量是近50年来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一个焦点领域，研究目的是想在数量上确定不同投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单要素生产率如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只考虑一种要素的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考虑的是所有的投入要素（劳动、资本等），因此在分析上要优于单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残差”，等于产出增长率与各个被计算到的投入要素增长率加权和之差。　　为了解释我们的观点，需要回顾一下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的历史，该历史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Solow以前时期，最早提到生产率概念的是Copeland（1937），以及Copeland和Manin（1938）。最早实际估计这个变量的是Stigler（1947），Stigler在其1947年的研究中已独立地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与分析方法。最早将生产函数方法与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的是Tinbergen（1942）。总量生产函数的起源是所谓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这一模型最初的目的是揭示生产中的规律并希望利用经济数据来验证这些生产中的理论模型。Tinbergen首先把这一生产函数用于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他在模型中增添了一个时间趋势，并用这一项来表示效率，也就是生产率的概念。　　第二个时期为Solow 1957年文章到Jorgenson和Griliches 1967年文章之间。首先将生产函数与指数方法的理论联系表述出来的是Solow（1957）。Solow在1957年那篇文章，提出了一个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但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80%来自于全要素增长率，也就是技术进步的实证结论并没有得到后人的赞同。现在讨论美国经济的全要素增长率问题，通常强调的是Solow的理论贡献，很少提他的经验结论。在此期间研究美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以Kendrick和Denison为代表。这些人的实证分析结论，跟Solow当年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时期为Jorgenson和GIJliches 1967年文章之后。该文章批评了Denison等人的工作，认为他们在投入的计量上存在误差，因而高估了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他们的论文认为从理论上分析，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一种计算上的误差，这个误差来自于对投入要素衡量的不准确或是某些对生产有贡献的要素没有被包括在生产函数中所致，如果把各种投入要素都包括在内并准确衡量则这个误差不存在，全要素生产率就为零。因此，当发现一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高，很可能只代表对这个国家的投入要素的衡量不准确或是某些投入要素未被包括在内。同时，也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必须对投入要素有准确的衡量，并且，跨国的研究应该采用一致的测算方法才有可比性。　　目前国际学术界的大量研究所依据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是根据以上所提到的建立在第三时期所发展的方法。这一点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OECD所出版的关于资本估计的手册（OECD，1999）和关于生产率估计的手册（OECD，2001）。该方法仍然保留着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对于该核算方法的上述基本假设可能不满足的问题也早已被人们所认识，之所以没有发展出新的核算方法，就在于在如此复杂、成熟的体系中改变一些基本假设并不是很容易，需要考虑太多因素，同时还需要满足已有体系的许多要求，这方面的努力一直还没有获得成果。　　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的基础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的挑战，特别是对于生产者理论中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的假设的研究也很多，如销售最大化（Baumol，1967），还有管理效用最大化（Williamson，1964）和利润满意（Simon，1959）等。但是，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试图按照其他的目标函数来建立系统的厂商理论的研究，并对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给出完整的替代体系似乎还没有真正成熟。　　目前通用的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增长核算方法，其理论模型简洁，来自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一种非参数的实证估计方法，计算方法主要依靠统计性质与经济学性质很好的一些指数公式。另一种是经济计量学方法，一般将总产出或增加值作为因变量，将不同的投入变量作为自变量，通过参数估计的方法来研究。经济计量学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可以放松增长核算方法中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收益不变等假设，但必须对估计的参数给出先验假设，并且受样本观察值数量的限制，容易出现参数估计不稳定等统计上的问题。而非参数方法将指数方法与生产函数相联系，更适合于定期的生产率统计研究。OECD（2001）生产率手册推荐使用增长核算的方法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这也是目前采用最广泛的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美国劳工统计局（BIS）从1983年开始公布的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用增长核算方法来估计的。　　现在有些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直接应用回归分析方法（例如最小二乘方法）来估计一个带时间趋势项的生产函数，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原因是：以经济计量方法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是生产函数的经济计量估计，而生产函数的计量估计并不是一个单方程的简单回归分析的问题，而是包括生产要素需求的联立方程体系的估计问题，这一点在国内许多关于生产函数估计和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的研究中都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即使是C-D生产函数的估计也不是简单的回归分析，至少有4种以上基于联立方程体系估计的估计方法。关于生产函数的经济计量估计可以参考李子奈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和任若恩的《计量经济方法论－－关于在中国应用的研究》。而在英文的文献中，则有大量的研究，如最早的经典文献Marschak和Andrews（1944），Nerlove 1965年的专著，Intriligator 1978年的教科书，Jorgenson 1986年的综述等；关于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计量方法，可见Nadiii和Prucha 2001年论文中的介绍。　　目前全要素生产率国际比较研究以KLEMS项目最有影响。KLEMS项目是最近几年由哈佛大学的Jorgenson教授和日本庆应大学的黑田教授等人共同倡议的国际间的全要素比较项目，K是资本（capital），L是劳动（1abor），E是能源（energy），M是物质生产部门产生的中间投入要素（intermediate一.input），s是服务生产部门产生的中间投入要素，即左边是产出，右边是生产总产值中的五个组成部分。这个等式中特别把能源提出来，就是为了将来好研究环境问题。KLEMS研究方法的基础是双国生产函数模型，并在这一模型框架下估计两国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这一方法最初由Jorgenson与西水（Jorgenson和Nishimizu，1978）提出并用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因素的比较研究，并通过计算两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来解释国家之间在增长因素方面的不同。计算的理论基础是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者理论和对偶理论。由于生产函数采用超越对数函数形式，对生产技术的描述可以限制在假设尽可能少的框架中（Christensen，Jorgenson，Lau，1971，1973）。这一方法可以利用指数的形式计算，也可以利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计算（Jorgenson和Kuroda，1988；.Iorgenson et a1.1988）。这一分析框架已用在双国与多国之间的比较，以及宏观和产业部门之间的比较（Christensen，Cummings Jorgenson，1980，1981；Jorgenson and Kuroda，1992；Conrad，1992）。在最初的研究中，生产函数是由增加值和资本、劳动等变量构成。在随后的发展中，增加值改为总产值，在解释变量中又包括了中间投入。　　KL=EMS项目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机构参加的组合（Consortium Proiect Institutions），其中包括美国的4个机构（The Conference Board，Haryard University，Brookings Institute，Federal Reserve Bank ofNew York）和荷兰、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芬兰、丹麦、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一些机构（Timmer，2000）。在亚洲区域，与此相似的项目ICPA（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Productivitv amongPan－－Pacific Counties）也已接近完成，该项目包括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等地区。KLEMS项目研究的目的是：投入要素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国家间增长的基本要素的区别，劳动力的质量与构成的变化与差异对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国家之间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差异。　　克鲁格曼的批评其实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他引用Solow 1957年所做的分析，认为在美国经济增长当中，有80%以上是通过技术进步取得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但是，Jorgenson等人1987年出版的书是根据Jorgenson和Griliches 1967年文章之后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典范，该研究认为，美国从1948年到1979年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资本是最重要的，劳动的贡献是第二重要的，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排在第三位。克鲁格曼不可能不知道Jorgenson和Griliches 1967年文章之后对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新发展，和Jorgenson等人1987年这本书的新结论，但是他仍然用了Solow1957年的结论。　　　　（二）经济发展史研究的发现　　　　在前面讨论陈坤耀对克鲁格曼批评的批评中提到技术进步包括与资本融合在一起的（embodied）和不包括资本投入的（disembodied）两类。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取得技术进步的方式可能不同，发达国家所使用的技术处于国际技术的最前沿，发达国家的企业要取得技术创新，必须自己进行新技术的研发，而研发的投入在目前通用的生产率的研究中并不包括在投入要素内，依靠这种方式取得的技术进步属于不包括资本投入的技术进步。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的方式取得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通常包括在新的机器设备里，属于包括资本的技术进步。因此，以同样的方式来研究一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那么，发展早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将会较低，而达到发展阶段后，全要素生产率将会较大，这个理论推断在对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史研究中得到证实。　　Hayami在其新著《发展经济学：从贫穷到富裕》（Development Economics：From Poverty to the WealthOf Nations）的第5章主要讨论了“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积累”的问题。该章介绍了Abramovitz（1993）的有关经济史的研究，根据他的估算，对美国来说，在1800-1855年和1855-189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要大大小于资本一劳动比例增长的贡献，这说明在此期间，资本产出比例在增加。这一研究也大致证明了，在通常人们认为美国工业革命开始（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后的初期阶段，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对日本来说，经济史的研究也揭示了大致相似的增长类型。按照Hayami和Ogasaham（1995）的研究，如果假定日本的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年代，在其后的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也出现了资本一劳动比率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因此也同样表明资本一产出比率的增长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只能解释劳动生产率增长的10%，其余是投入要素的贡献。　　日本的研究和美国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在随后的工业发展的高级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资本的份额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下降。前面已经谈过，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的分析所依据的实证研究之一就是Kim和Lau（刘遵义，1994）。而按照Hayami书中的分析，Kim和Lau（刘遵义，1994.）的研究恰恰证明了东亚的4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经历显示了与美国和日本早期发展相类似的增长模式。　　　　三、小结：东亚经济奇迹争论对中国的意义　　　　从格鲁格曼挑起的这场“东亚经济奇迹”争论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对我国未来发展有意义的结论：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具有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如何从概念上正确把握特别重要。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批评主要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意义没有正确把握，以及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或地区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不同表现缺乏了解造成的。因此，我们不要简单地根据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批评来评论我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并作为讨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依据。　　第二，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说，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而不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从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在未成为最发达国家之前，全要素生产率低，只有到了发达阶段时全要素生产率才高的事实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在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时，技术创新主要是靠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只有到了发达阶段各个产业的技术大多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时才转而以不表现为资本的研发来取得技术创新。目前，我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技术差距，要善于利用这个差距，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引进合适的先进机器设备，这样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虽然会较低，但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会较快。　　第三，我国虽然应该多利用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但是，并不是就不用进行自主研发。首先，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发达国家的技术通常尽量自动化以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我国劳动力相对便宜，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时，通常需要进行一些流程的研发创新，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应该尽量以劳动力来替代昂贵的自动化设备，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其次，有些产业我国有比较优势，但是没有比我国更发达的国家还留在这个产业里，因而也无法从其他国家引进时，或是，在这个产业里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只是最后一、二个关键的技术而难于从发达国家引进时，我国就需要在这样的产业自己进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秉持这两个原则，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水平的提高，需要自主研发的领域将会越来越多，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也就会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