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缺乏能真正叫得响的国际品牌。品牌经营是经济发展到过剩经济后的必然产物，名牌代表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名牌代表着企业拥有的市场。由于我国长期的短缺经济因素，造成了企业对名牌意识的淡薄。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外名牌大量涌入，使得国内企业受到巨大冲击，损失了大量市场份额，形势非常严峻。面对国外厂商咄咄逼入的进攻态势以及国内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实施名牌战略已刻不容缓。 6、缺乏一支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和创新的人才队伍。严格地讲，目前体制内企业的厂长、经理以至董事长、总裁，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其价值实际上被认为基本等同于行政官员的价值。有关机构曾对2000家亏损企业作过调查，结论是80以上的企业亏损是由于经营不善而致，而经营管理不善的责任主要体现是国企领导入和领导班子的问题。前卫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中就悲观地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该定理推出了国企的几个“不可能”——“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所有权约束不可能”。 二、中国经济的滞后性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文化具有稳固性。一种文化形成之后，就会延续一定的时间，甚至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形成传统；文化具有制约性，一旦为社会认可，就会要求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去遵从，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1、儒家学说思想对中国入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儒家学说的历史进步性是无法否认的，儒家解决了人对人的问题，以“温、良、恭、俭、让”为基本方针，其积极作用是促进了和谐的人际关系，消极作用是限制了健康个性的发展，容易使人失掉原则性。同时整个儒家学说不仅很少提到科技经济这方面的的问题，而且明确地表示出对劳动和生产的轻视，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一大错误。爱因斯坦曾指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第一把标尺是要看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而在中国，倘若没有人际关系，你就会失去创造活动的基本条件；反之，只要你人际关系好，即使你没有才能，也可以好处多多。因此，人们就不会再去潜心研究、刻苦创造，而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去经营人际关系，其结果是大大地削弱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而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是社会前进的宝贵动力。人际关系可以使人生财，但绝对生不出创造之才，而搞经济建设需要的恰恰是后者。同时，如果只是一味强调和谐，就必然忽视竞争，而竞争是生物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事实，人类就是在竞争中不断进步的。 2、重情面，讲人情，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办事、照章办事，以人治代法治，是中国社会的病根之一。重情轻法，不严格依法办事，不遵守交易规则，有章不循，曾导致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必然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近年有学者从经济学层面对腐败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是：在当今中国，腐败行为是一种低成本、低风险，高回报，以最小风险投入取得最大收益的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也正因如此，腐败致使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正常事情不能正常办，导致了一批“蛀虫”对国有企业的恶意经营和对国有资产的大肆侵吞。法律法规在人们头脑中的淡薄，出现了经济领域中的种种“怪现象”：一些企业为扩大市场占有率，排挤竞争对手，公然违背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和《价格法》中关于经营者开展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要求，采取价格垄断、价格欺诈、低价倾销和变相涨价进行非法竞争，无序竞争；为小区域利益，便无视国家法律法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得假冒伪劣商品在一些地方畅通无阻，走私贩私日益猖獗；企业不规范破产行为，借“破产”之名，行逃债之实的破产欺诈现象，而无视《破产法》的存在和债权人的利益。有人分析：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美国是以“法”为中心的管理，日本是以“理”为中心的管理，中国是以“情”为特质的管理。以法为中心的管理，强调尊重规则和秩序，追求卓越的特征使它一直处于创新管理的领先地位。以理为中心的管理善于对人家成功的管理模式进行改进，追求功利而牺牲道义，追求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人。以情为特质的管理，则注重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偏重于人的作用和价值实现，对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比较松懈，在强调人事关系方面，理性精神表现得不充分。实践表明，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应该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立企业对外经济行为的管理机制．实施对企业行为的法规化管理。以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强制性原则精神为指导，是强化企业管理的关键。 3、中国文化中的诸多病症体现在中国经济体制上，便使得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多缺陷。今天，对于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仍在致力于缩短传统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和发达工业化国家差距的中国，正面临着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双重压力。我们工业经济的管理科学尚未完成，又要提出知识经济下的管理科学，而且我们的不少管理行为还带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农业经济的特征，在这种“多种经济特征”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确实使我们的管理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达到知识经济的要求。中国企业联合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其二，国有企业负担过重，在竞争中步履艰难；其三，政企不分，国有企业难以挣脱体制的桎梏；其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营者动力不足。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致使我们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分配不公的经济制度使人勤奋无望；非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束缚人的创造发挥；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使人才受到排斥压制；僵化陈旧的教育制度使人的创新精神受到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