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社会危机四伏的背景下，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行动的理论，对于重建管理学学科和管理教育机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24］。而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理论要在管理学研究中得以实现，我们认为通过工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入，能够有效化解人际交往中的冲突问题，推动解决跨民族文化背景下管理中面临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特别是对于一些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员工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一些区域性的社会动荡事件。但是目前这方面理论研究的缺失，使工商组织处于缓慢的实践摸索阶段，缺乏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工商组织的实践。田广、周大明先生的《工商人类学通论》的出版，给我们研究多民族地区、多民族员工共存企业的工商管理问题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持，对于探索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本土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该书对于工商企业系统开展处理多民族员工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中国工商人类学的诞生和发展是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件大事。它预示着中国人在国际社科领域基础研究方面的话语权在提升，中国人有能力独立完成新型学科的建设。它预示着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大门的正式开启，管理学的中国派将在工商人类学的引领下走向世界。它预示着中国人文社科，特别是管理学科有效服务现实工商领域需求的道路已经开拓出来，管理学将走出“象牙塔”服务管理现场问题的化解。未来，中国工商人类学将会成为一个理论服务现实的学术示范平台，更多的理论学科将受益于其启发而拥抱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