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使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仍未重视文化在经济系统中的作用：文化经济学仅被视为研究艺术品市场、文化产品消费与供给、文化产业的经济组织等问题的学科。但事实证明，文化的一部分内涵却又以制度、人力资本、技术等形式出现在主流经济学中。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时代步入信息经济时代，文化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产品竞争力上，还体现在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性影响力上。本文将阐述文化内生于经济增长的形成逻辑，以及文化内生于经济增长后对文化产业的理解。
二、文化与内生增长理论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对文化的定义是最具影响力的定义之一。他认为文化的含义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智力、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二是指“一群人、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三是指“智力，尤其是艺术活动所创造的作品和实践”。其中第二个定义要求我们研究人类的某些具体活动，诸如海滨度假、圣诞庆典、青年亚文化等；而第三个定义则将诗歌、小说、芭蕾舞、歌剧和美术等都作为“文本”的形式纳入考察*。由此可见文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一般人类思想到具体指意实践均属文化研究的范畴。但即便从狭义的实践活动和文本角度考察，文化的意义和形式也是多样的，这意味着致力于研究和理解文化的潜在经济学领域可能过于宽泛，为此一些经济学者不得不重新定义文化*。较有权威性的，如索罗斯比(Throsby)认为文化生产是在“生产过程中包含某种形式的创意，生产中的符号意义(SymbolicMeanings)非常重要，且产出体现了知识产权”*。这一定义在文化经济学领域被广泛应用，虽然它跟威廉斯(Williams)的定义一样，并未说明文化的具体内容，但对于经济学研究有突破性的意义：一方面它规定了文化参与经济活动的具体形式，即包含创意的、符号意义的生产活动均属于文化的范畴，进一步，经济增长的原因不仅可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还提供了一种文化创新的分析视野；另一方面，规定产出体现知识产权将一般文化产品与其形式剥离，发现了文化生产的经济本质，因而将文化经济学从艺术表演、财政资助、产品定价等狭窄领域中解放出来，逐步构建出创意及其相关的劳动力与版权的研究体系。基于索罗斯比的定义，下文将“文化创意”作为代表“文化”的概念进行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增长理论”至今仍占据着主流经济增长学说，新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进步外生性的假设，强调技术进步是内生的，资本积累和创新都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而又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其中“熊彼特增长理论”是较有影响力的一类，它“强调创新、研发和知识积累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中的突出作用，因此也被称作研发为基础的增长理论、知识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创新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和思想为基础的增长理论”*。不难发现，无论是知识、创新还是思想都与文化创意有着深远的关系，内生增长理论与文化创意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就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来说，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知识创新的重要性，而文化所指的“文本”形式是知识的具体化。因此狭义的文化创意本身就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而广义的文化创意所包含的制度、观念等则是推动知识增长、技术进步的基础。就索罗斯比的定义来说，以生产符号意义的创意活动即是文化生产，则信息经济时代的一大批非技术性创新均需从文化创意角度重新解释，将文化创意纳入经济增长理论很有必要性。
三、文化创意内生化的形成逻辑
将文化创意纳入经济增长不应该局限于产业视角，文化经济或创意经济所指示的文化创意有两层含义：一是文化艺术产品、创意产品的供给及资源配置问题；二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大文化创意”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文化创意内生于经济的逻辑应着眼于后者。实践中文化创意既可以作为一种新型要素参与生产，也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体系融合产业，甚至还可以作为价值观念、文化认同等形式引导消费。因此文化创意内生于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命题，总体来看其成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创意成为商品价值构成
文化创意活动扩大化和一般化是互联网时代经济生产的典型特征。首先，商品的价值实现逐渐由实用化趋于内涵化。一般商品的消费价值可划分为五个维度：功能价值、认知价值、情感价值、社会价值以及情境价值*。功能价值是商品客观的具有一定使用功能的性质，由技术创造而成，是商品的物质基础；后四种价值是消费者主观体会和感受的无形附加物，由附加商品中的内在观念而生，是文化渗透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构成商品消费价值的两部分比重会发生变化。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短缺的时代，人们重视的是商品的功能价值，因此商品的消费价值主要取决于功能价值；当生产力逐渐提高，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后，商品的消费价值就越来越取决于认知价值、情感价值、社会价值和情境价值，因此文化创意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其次，竞争范围的扩大要求生产差异化。信息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商品需要借助网络平台生产、设计和销售，网络消减了地域对产销流程的限制，也削弱了行业之间的隔阂。这意味着商品生产者不得不面对更激烈的竞争，异质化竞争是时代背景下各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产品的差异化不仅可通过技术渠道实现，还可通过提升产品的文化创意内涵实现——通过品牌、产品内容、设计、款式、装潢、广告等形式将一定的文化形态、审美情趣或价值观念附加于消费品之上，使之成为凝结着文化素养、文化个性和审美意识的文化品，使融合文化创意成为了生产商品的一般方式。
(二)“文本”内容成为资本
“文本”内容成为资本是文化创意作为新型要素进入生产环节的重要前提。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早由布尔迪厄(Bourdieu)提出，他指出文化资本有三种形态：一是身体化形态，指通过家庭教育以及教育投资而积累和嵌入于个体身体中的习性、技能、修养等文化形式。二是客观化形态，即客观化为具体物质载体的文化资本，如文学、绘画、雕刻作品等。三是体制化形态，指由体制认可的关于某种文化能力的资格或证书，如学术资格或毕业文凭等*。虽然布尔迪厄是从社会学架构分析文化资本，但其理论中身体形态和体制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已经通过人力资本的形式被纳入经济增长理论中，客观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对应着威廉斯文化定义中的“文本”内容，知识产权制度使其成为可操控的经济主体。“文本”内容成为资本对于文化创意内生化具有决定意义：一是具有共享性和符号性的文化内容，通过知识产权的界定，可关联相关利益主体，在现代生产活动中演变成经济主体能够运行的资本。“文本”内容作为资本解决了文化创意作为一种排他性财产来投入和产出时的外部性问题，构建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市场机制，并逐步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由此，文化创意的一个重要维度即“文本”内容可物质化为资本，并通过经济统计的方式分析和计算。二是“架构了文化生产从文化资源垄断向‘文化—知识’创造者、经营者等权利人转移的路径，使得物质资本的权利人与文化知识精英结合起来从事‘文化—知识’生产”*，人人都可成为生产者，扩大文化生产范围，提升了文化创造者参与经济生产的积极性。